杨大志和大白鹅打架的事如辰时退去的雾气，又突然地在村里扩散了。赶来看热闹的有大人、小孩子，还有行动不便的小脚老太太，把杨大志家的小院挤得满满的。一时间小孩子闹，老太太瘪着嘴笑。热闹呀！真像演露天电影前的气氛。杨大志叫嚣着要把大白鹅撕巴了，几次欲冲进屋里去，都被看热闹的男人们拦了回来。屋里挤着的婆娘们，劝大白鹅的话也是不轻不重，还有填碳加火的味道。无论是院子里的男人们，还是屋里的婆娘们分明的都不想息事宁人，分明的都想这场闹剧继续下去。大白鹅和杨大志只有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叫骂得份。骂到精彩时，屋里屋外就会发出一阵哄笑。何况，大白鹅为了寒碜杨大志，嘴里的秘密已摆上了桌面，那绘声绘色的描述，小孩子懵懂，老人脸红，年轻人爱听，过瘾！

“老佛爷”杨万山背搭着双手老骆驼般橐橐地赶来了。他斜了眼被众人拦着的杨大志，说：“别拦着他，让他有本事上房！”

众人便松开了手，杨大志见到他也不敢再闹，斗志昂扬的头耷了下来，小声地咕哝着说：“大白鹅太欺负人咧。”

“是吗？她是扒你房了，还是揭你瓦了？”杨万山说。

杨大志欲言又止，又一次低垂了头。

杨万山不再理他，奔屋里去了。屋里的婆娘们见到他，主动地分开在两旁给他行了个注目礼！他当了几十年的支书，在村里人眼里还是有一定的威信。大家对他的尊敬不单是怯于他手里的权利，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习惯。躺在炕上的大白鹅刚刚还在闹，此刻也安静了下来，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瞅着杨万山那张威严的脸。

杨万山进了屋，看都不看她，就说：“你起来！”

大白鹅听了，便木偶般地从炕上爬了起来，用手抻着衣襟盖住了白白的肚皮。

杨万山又说：“回家吧！”

大白鹅便出溜下炕寻鞋穿，猫在炕沿上刚穿了一只鞋就停下来，目光哀哀地瞅着他说：“他把我的牙打掉了，就这样的完了？”

杨万山慢悠悠地从腰间摸出烟斗，衔在嘴上点燃，叭嗒叭嗒地吸了几口，屋里立刻弥漫了一股呛人旱烟味。有的女人捂住了嘴巴，有的女人干咳了几声。杨万山不紧不慢地说：“打人不对，打坏人就更不对了。但什么事都得有个了结，你也不能因为一颗牙就和他没完，这样吧，就让他从经济上补偿你吧。”

大白鹅现在等的就是这句话，张口就要出了价钱：“我要他赔我三千。”

杨万山又吧唧了口烟，抬头睃了眼屋里的婆娘们，似在自喃又似在征询她们的意见，说：“三千多点吧？”

没有谁会接下句，谁都知道杨万山是杨大志的老叔，了起事来自然会偏向着杨大志。大白鹅要五千元，也不是没有道理，必定是一颗牙！掉下来这辈子就长不上去了，赔再多的钱吃亏的也是大白鹅。婆娘们都很聪明，心里有着自己的看法，却没一个人吭声，一开口就是双刃剑，大白鹅爱听了，杨万山就不爱听了。杨万山中意了，又把大白鹅得罪了。杨家有权利，大白鹅难缠，都是村里不好惹得主！谁又会掰不清几根脚指头得罪人呢？杨万山面对着大白鹅，又重复了刚刚说过的话：“三千多点吧！”

“老支书，你说该多少？”大白鹅征询他的意见。

杨万山又垂下头，吧唧吧唧地吸了几口烟，直到整张老脸都淹没在白雾里，半晌，才从烟雾里探出满是褶皱的脸，说：“最多五百！”

大白鹅表情凄苦地把手掌中的那颗断牙捧给他看，说：“一颗牙才值五百？”

杨万山说：“金牙也就值五百！”

大白鹅说：“金牙也不比活生生的牙呀。”

杨万山说：“牙掉了，就是死牙，你要那么说，死牙还一分不值呢。”

大白鹅说：“可这牙刚刚还活着，是被他打下来的。”

杨万山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为什么打你？”

大白鹅就不言语了。

“我觉得一颗牙就值五百，多了有失公正。如果你认，我就给你们了了，如果你不认，我还躲清闲去了。你们爱怎样折腾就怎样折腾，打官司告状到村委会找我，我给你们开信。”这最后的话已明显的有以权压人的味道，大白鹅岂能听不出来，心里想如果闹开了她的确惹不起这有权有势的人家，又见杨万山眼皮已经耷拉下来，只怕是他真的不管没了台阶下，明知道是吃了大亏，还是说了软话：“我听支书的。”

杨万山突然大声地咳嗽起来，咳嗽声就像提放洪水的闸门，屋里的婆娘们立刻像一群花喜鹊“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了。事情了了。

大白鹅躺在杨家大炕上耍赖时，孟红梅正在村西的娘家服侍老母吃药。孟母八十多岁了，终日摆脱不了疾病的纠缠，一脸老树皮般的褶皱，老眼昏花，常把张三错看成李四，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前几日家里炖了排骨，大概是贪吃了些，把肚子吃坏了。几泡稀屎下去，人就像拉秧的西瓜，蔫头耷脑地提不起精神了，卧在炕上，随着呻吟颤动的骨架似要散开了般。

孟红梅一手拿药一手端水，爬上大炕费劲地帮孟母坐起来，哄小孩般地对老母轻声说：“妈吆，来该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