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事故一直没有进展。前段日子，我疯了一样查那个流浪汉的档案，像在玩某种侦探推理。可惜这里是现实，除了他(们)的目标是孔寂的能力外，毫无头绪。

前进的念头像是一种强烈的渴望，蛰伏在潜意识里，我知道它从未淡去：如果有一天他再次出现，我会毫不犹豫地用水管将他的小腿骨砸碎，仇恨是永远不会过期的食品。

我又该怎么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呢？我把绿花花的玻璃酒瓶放进编织袋里，浑浊的液体在柱形的空间中因为惯性横冲直撞。

或许晚一些也没关系。有一种侥幸心理安抚着我，让这群快乐傻瓜在软床里再多赖一会儿吧，好孩子们。

在末日之前，我们有一个选举聚会要开。

代表选票的白红图钉已经覆盖破译组门口揭示板上的人员头像。破译局的揭示板上很少出现如此井井有条的景象——在这张相比之下甚至有些现代化的海报附近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几张被笔尖激动划烂的《奥运邮报》剪报，机器检修表(已经闲置n年)，一块示波器主板，一张前年全体破译局的合影(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年份，字写得很难看)，以及一个用20个图钉扎出来的和平符号。

前些日子要重新选拔P2破译组组长，白色选票代表一个迟姓的小姑娘，是个理论数学家；红色是另一个小伙子，也是军校批发过来的。选举方式是每人在自己的头像上扎一颗白或红的图钉，三天后统计白红占比。大家不约而同地将图钉扎在头像上方的空白或者下面的名字上，只有罗轭，将那颗白色图钉结结实实扎在自己脑袋上。

目前是白色领地居多。未选者还在排着队扎图钉，两名候选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两旁，试图为自己揽票。见到我来了，他们招手微微向我示意。

“看着点！”

冯电频端着一锅黑乎乎的东西，险些撞到我。

“你这煮的是什么？”

“鸡翅。”他得意忘形地把锅里的东西给我看，“我自己拿发热机改了灶台。牛逼吧？”

“……真的不会食物中毒吗？”

“包不会的！我还整了小蛋糕，在配电箱里烤呢！”

“？”

说到罗轭，他根本没有来。冯电频竟然真的在大厅顶部装了一颗迪斯科灯球，拍了拍居然能亮。音乐震耳欲聋。敬末日，他向欢笑的众人举杯，马上要迎来结局了！

聚会过半，他们开始在会议桌上打台球，每进一个室内就欢呼一声。球是乒乓球，杆是固定IBM用的支杆。我翻出来几根苏联辉光管，做这东拼西凑比赛的计分板。

无知者是幸福的，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像看着一幅流动的画布。没有疲惫，没有沉郁的黑眼圈，没有精神衰弱。我忽然想起两年前平常的一天，他们送给我一只花瓶，递到我手里前一秒脱手摔个粉碎。于是整个破译组临时转业成修复员。裂缝被苍白的石膏黏合，掉漆用散粉竭力掩盖。在他们的不懈抢救下，这只花瓶终于彻底报废了。

我最终还是没能挤进拥挤的舞池——把桌子搬开的会议室。音响放的那首歌儿我认识，我在冯百极车上听过。

鼓点合着他们的步法，斑驳的霓虹灯踩在他们身上。转身的那个瞬间他们与我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