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自灭鲁王后，深居简出，内阁重臣轮番监视，奏疏如山，皆琐事尔。

帝心知肚明，此皆试探之举。帝欲再出奇兵，然温体仁等苦劝，以天下苍生为重，帝终作罢。

京城防务森严，八万将士枕戈待旦，火炮齐备，粮草充足。

崇祯帝渴望一见万炮齐发之壮观，誓守天下第一坚城，静候藩王来犯，以证大明之威。

正此时，司礼监掌印、东厂厂督王承恩携急奏而至，山陕总督孙传庭、关宁锦总督卢象升之报，令局势再生波澜……

东厂、外务府与通政司，消息网罗虽广，然论迅捷无匹，唯锦衣卫独步天下，其衙门高墙深院，唯崇祯帝一人之耳目。

非遇十万火急，孙传庭、卢象升二位重臣，不轻启锦衣卫之秘径，崇祯帝深谙此道。

龙案之上，木匣轻启，两疏并列，孙疏暂置一旁，卢疏先启。卢象升之奏，字字泣血，言建虏皇太极率八旗精锐，趁我藩乱粮匮之际，大举犯边，锦州城危在旦夕。

然卢公壮志凌云，誓守疆土，并拟亲率天雄军出关迎敌，同时密令孙传庭加强戒备。

崇祯览毕，信交王承恩，二人眉头同蹙，皆知此祸与福王脱不了干系。

“建虏此举，必因福王之祸，其罪当诛！”

王承恩愤然言之。

崇祯帝虽心狠手辣之名在外，然实则不然，屡给逆臣改过之机，无奈皆冥顽不灵，方有今日之局。

“宗室之患，非除不可，然朕非无情之人，若其能助朕新政，共克时艰，朕亦不愿行此决绝之举。”

崇祯帝叹道。

其意在于，欲以海外拓殖、外派忠藩之策，化宗室为臂助，奈何众藩不识时务，反生叛乱之心。

王承恩忧道：“卢公欲出关野战，恐非万全之策。

我大明自萨尔浒、浑河之败，野战之勇已失，边军多龟缩城内，以求自保。”

崇祯帝笑而不语，心中早有计较。

锦衣卫早已洞悉建虏动向，卢象升此举，实为试探与布局，非草率行事。

“卢卿非愚钝之人，通政司之奏，自当另有一番说辞。”

崇祯帝一语道破玄机。

卢象升深知朝堂复杂，此密信专为崇祯帝而书，意在请命出征，兼以便宜行事之权，免遭朝臣非议。

随后，崇祯帝启孙传庭之疏，果如所料，秦王谋反之事跃然纸上。

一场风雨欲来的前奏，已在紫禁城内悄然响起。

遵崇祯圣谕，秦王兵马甫离西安，即遭孙传庭五万雄师雷霆围困，此等部署，实属迫不得已，旨在确保秦兵不越陕西雷池一步。

陕西之地，鼠疫肆虐，如野火燎原，锦衣卫与东厂精锐尽出，共筑铜墙铁壁于边陲，然大军压境，防线亦显岌岌可危。

秦王麾下万余将士，已染鼠疫之祸，孙传庭深知其毒，故灭敌之后，立命焚火葬尸，万烬齐燃，蔚为壮观，十里之外，竟有奇异之香弥漫，引人遐想。

有趣的是，秦王曾以重金十六万两相诱，欲借孙传庭之手，暗渡陈仓。

然孙传庭非愚钝之徒，深知藩王联手谋反乃异想天开，朝廷之病入膏肓，实乃表象，故应允秦王之请，实乃权宜之计。

秦王自信满满，以为金钱可开鬼门关，殊不知孙传庭心如铁石，终致其败局已定。

崇祯帝轻描淡写，一语定乾坤：“传旨孙传庭，言秦王染疫暴毙。”

自古以来，俘虏敌酋，以显君威，然手足相残，实非光彩之事，崇祯帝避之不及。

“再告孙传庭，遣偏师定平凉、甘肃，韩、肃二王若识时务，可纳降；然孙传庭务必固守宣府、大同，以防建虏窥伺。”

崇祯帝深谋远虑，忧建虏转攻宣大，故有此令。

韩、肃二王，地处偏隅，进退维谷，秦王既殁，群龙无首，兵力单薄，起事消息已沸沸扬扬，欲罢不能，其尴尬境地，可见一斑。

锦州城下，初冬严寒，雪覆大地，银装素裹。

守城将士，虽面寒霜，心却炽热，温饱之余，更有姜汤暖身，士气高昂。

然警报突至，敌影隐现于风雪之中，边关风云再起，一场激战，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