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苦捱过去，我把GRE考出了高分，而且在学业上突飞猛进，赢得了系里教授们的一致肯定，夸赞我是他们教过的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学生。我收获了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丰硕果实：我竟然拿到了五份博士录取通知书。

你怎么可能从F大来B大？到了B大后的这一年多来，先后好几位同学都委婉地问过我这个问题。难怪他们会好奇。他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自然不理解F大的草根怎么能混进B大来。每次我都回答说可能是推荐信的作用。同时拿到三封强有力推荐信的学生很少见，这是有一次我去听周五学术讲座时坐在旁边的维格曼教授告诉我的，他是博士招生委员会主席，“你在F大的三位教授都极力推荐你，尤其是戴维，他说收了你后我们肯定不会后悔，我们就听他的了。我们相信他的眼光不会错。”他的这句话让我吃惊不小。我早知道戴维是B大毕业的，但在F大期间他从没跟我提过他的推荐信会起什么作用，得知我被B大录取后，他也只是笑着说了一句祝贺你。

收到B大通知书那天，我欣喜若狂，彻夜未眠，隔一会儿就打开灯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封可爱的信读上两遍，或三遍，或四遍。其实我已经把整封信背了下来，不过我还是喜欢看那信上的字，喜欢看信纸和信封上的B大校徽，喜欢看院长那龙飞凤舞的签名。一切都那么美。三年奖学金！他们给了我三年奖学金，而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除了学杂费全免外，每个月还有一千二百块生活费。不用再打工了！不用再发愁学费了！不用再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不用再害怕失去身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如此好运竟然降到我头上？怎么可能？只有把信拿在手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只有亲眼看着它，我才敢相信这个大馅饼是真实存在的。终于，我终于爬出了暗无天日蛇蝎横行的地穴，就此走上金光大道。

可惜快乐只是痛苦的间歇阶段。那么短暂的间歇。到了B大后不久我便得正视严峻的现实：我走进的明明是荆棘密布不见天日的丛林，哪里是什么金光大道？

第一年修课时的紧张压力好似还在眼前，那真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系里用来淘汰学生的鬼门关，每年都会借此赶走一些人。上课时觉得听懂了，教科书也能看明白，可写作业时却一头雾水，考试时则更加晕头转向。不只是我有这个感觉，别的同学也这样抱怨。开学不久我跟早两年入学的山姆聊了几句，他问我微经课上得怎样？我说真难。他嘿嘿一笑说：“那就对了，我当初拿到考卷后看了一遍，以为走错了教室。”

期中考试时，坐我斜前方的丹尼双手端着考卷，身体直坐，如老僧入定，一笔不动，直到交卷前几分钟才开始答题。我倒不是故意监视他，而是我也拿不准该写什么，时不时要抬头对着空气苦思冥想。考完试后，我们一帮同学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要不要退掉这门课。丹尼没有参与。他从考场出来直接去办理了退课手续，第二年重新上时才通过。可怜的他被微经课折磨了两个学期后，还是退了学，走时没跟任何人告别。

费尔德有时跑来问我写作业花了多长时间。如果我说十个小时，他会把双臂往胸前一抱，头往左边略微上仰，眼皮上翻，上牙咬住下嘴唇，想上两秒钟，“那我需要十五个小时”。他由衷敬佩中国学生，“你们中国人能到B大来，所经历的竞争远远大于我们，比我们聪明是应该的。”读博士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他这个B大本科全A生，开始读博后，基本上只有二四六日才回家睡觉，而一三五都是泡在图书馆熬通宵。不是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而是一直这样。

我倒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但经常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夜里常常困得难受但脑子兴奋异常，而白天则昏昏沉沉，无精打采。那一年里，我像一根弹簧，被拉到极限，以为马上就会断掉，但没有断。过些天，再次被拉到极限，仍然没断。我就这样一次次被抻拉着，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在这种状态下我能把功课维持在B以上，已经非常佩服自己了。其实，对于博士生来说，B只算是个及格线，擅长考试的中国学生多数会拿A。我只能和那些为B而奋斗的美国同学相互安慰：最终能否拿到学位以及毕业后的前程取决于研究能力，跟头两年修课时考A还是考B没有关系。

过了鬼门关后，第三个学期全都是选修课，我终于缓了一口气，紧绷快断的神经恢复了一些弹性。第四个学期我注册了最后三门选修课，开始琢磨课程结束后论文开题答辩的事情。

二月一日，我收到妈妈好友范阿姨的女儿发来的电邮，说妈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我又惊又悲。十天前我才刚从老家回来。她比一年半前我见到她时明显消瘦衰弱了许多，精神状态极差，不断咳血。我让她去看病，她说这些肉体的折磨都是在消业。我竟然相信了。其实我也并非完全相信消业这一说，只是以为她身心的衰弱是长期忧郁失眠引起的，以为她咳嗽是因为天冷风大，等天气转暖后她的身体就会好转。我真笨啊，怎么就没坚持带她去看病呢？

九年前陪她治疗乳腺癌期间，我曾翻阅过大量有关癌症的资料。基于对肺癌的了解，我知道她这次治愈的可能性极小。但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回去帮她抗争。几分钟后我做出决定：申请休学一个学期。去系里把手续都办好后，我立刻给旅行社打电话买了第二天晚上的机票，又去银行取出七千块钱。我提醒自己，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必须保持头脑冷静，在走前安排好以后几个月的大事小情，车险、房租、信用卡账单、学校的一摊子事、预定机场小巴……还有什么？千万别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走的那天中午，我突然想起，我得报税。来美国后我从没想过低收入的学生还需要报税。前一阵子偶然听说拿奖学金的学生也需要申报。截止日期是四月十五日。在那之前我肯定回不来。就算这会儿时间再紧，也得把税报了。我赶紧去邮局拿回一份税表。第一次做这个，摸不准路数，我又一向讨厌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很快便头晕脑胀。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拿出最大的忍耐力一项一项填完。算到最后发现竟然需要补交二百二十块钱。怎么会这样？只听说需要申报，没听说需要交税呀。一定是哪里弄错了。眼看着快到走的时间了，越急脑子越乱，越乱越查不清楚。我咬咬牙写了张支票，连同税表装进信封，扔到路口的邮箱里。我宁可多交税也不愿意发生税务局要我补税但跟我联系不上的状况。算了，不去想它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妈妈的治疗。

我陪着她跟癌症搏斗了五个月，以失败告终。我从小坚信事在人为，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有所收获。但残酷无情的现实一下下动摇瓦解着我的信念。她病情的不断恶化让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渺小。我一次次渴望奇迹降临，又一次次不得不接受希望的破灭。有些事只能眼看着它发生，自己却无能为力。人胜不了天。再不甘，再抗争，也无济于事。无奈，只有无奈。无奈的结局再痛苦也得接受。

妈妈告诉我，确诊后，她本来不打算治疗的，也不想告诉我，她活够了，想就这么去了。范阿姨劝她说，你不告诉小樱一声就一下子没了，让她日后怎么接受这个突然打击？你要让她在悔恨内疚中度过下半生吗？妈妈这才答应通知我。我回去后，她积极配合我选择的所有治疗方案，坚强地隐忍一切副作用的折磨。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不留遗憾。她要让我明白，她已经尽力，我也已经尽力。

在绝望中，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妈妈走后，天会不会塌？

七月初，她走了。天没有塌。阳光依旧刺眼，医生护士的脸上依旧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容，街头孩子们笑闹的声音依旧刺耳，身边过往的一对对情侣依旧甜得发腻。而我，已经完全麻木，心如荒漠。

根断了，我成了浮萍，漂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