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蒋公把没有地方可去的孙殿英的四十一军给派到了热河。

但孙殿英等四十一军将领却都以汤玉麟的马首是瞻——闹饷。

热河官兵要求政府先发三个月军饷，好让将士们吃饱了肚子再去御敌。

这就让原本就尴尬的张作相愈发的尴尬了。

说起来也是够扯淡的。孙殿英的部队在蒋公眼里就是“杂牌军”。军粮、军饷是想起来给点，能克扣就克扣。而孙殿英的部队也是够“杂牌”的，和雇佣军差不多，全靠着钱来维系着军心，没钱，军队就得散伙。要不然他当年也不会被逼得头脑发热去挖了慈禧和乾隆的墓了。

汤玉麟那更是钻到钱眼儿里的人，原本就对张学良满肚子的不满，他不借机敲诈些钱那也就不是汤玉麟了。

张学良也是，抗日的口号喊的很响亮很坚决些，但做法却强差人意。

命令下了，部队调动好了，他和宋子文只是到热河待了一天，对着镜头表了一下抗日决心，鼓舞了一番热河官兵们的抗日热情，就坐着转机回归了北平。至此，再也没有踏入热河一步。

至于热河官兵的闹饷，他不知道到是没听见还是给忘了，反正是没了下文。

而在热河除了这些“在编”的国军外，还有着一股抗日力量，那就是由热河民众自发组织的热河抗日同盟军。同盟军的成分挺复杂的。有当地的爱国青壮和绺子，有原来关外的抗日义勇军和那些落单了的军人警察还有不少原西北军的官兵。同盟军的司令和副司令却是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和吉鸿昌。

当然，同盟军是人家方振武和吉鸿昌用变卖家产的钱拉起来的，人家当司令和副司令也没的说。

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却有着苏维埃人员的影子。那些在队伍里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那说话办事儿也是和苏维埃人一个味儿。好在汤玉麟和孙殿英以及东北军的人都各自在打各自的算盘，他们才不管这个党那个派的，只要能帮忙打仗的都算是“自己人”。他们懒得管，更懒得向上报告。因此这同盟军的发展，倒是没在外部受到什么刁难和阻碍。

同盟军得到了热河民众的大力支持，发展倒是也挺快的，几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十来万人的规模。发展大了，坏事也就跟着来了。站在同盟军背后指挥的人开始起了幺蛾子。他们按照身在莫斯科的那些领导的指示，不是排挤西北军的将领，就是要打击那些原来的绺子成员。还傻了吧唧的提出了要北上察哈尔，保卫邻国苏联的号召。后来，更是对方振武和吉鸿昌提出了不能信任的结论，把他们认定为借机想控制北方政权的新军阀。要求军队内的同志发动军事暴动，逮捕方振武和吉鸿昌，从而把同盟军完全掌握在组织手中。

他们这一胡乱折腾不是什么，不仅把个好端端的同盟军搞的人心惶惶暗自里分成了几个阵营，更是让蒋公知道了同盟军的事情。

苏维埃人竟然在他校长的地盘拉起了这么大方一支武装队伍，这还了得?攘外必先安内是校长一向的做事原则。他立即宣布同盟军为非法武装，并责令热河的驻军对人民军进行缴械并抓捕主要成员及所有苏维埃分子。为了能尽快干净利索的灭掉同盟军，校长又电令方以哲的61军和宋哲元的26军共同开进热河，担任“剿匪”的主力部队。这就让本来就混乱的热河声，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也就在这个时候，日军趁机对榆关和热河，同时展开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