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夏，远嫁当阳两河口的小姨生下五表弟赵江华。

吃“满月酒”当天，是父亲带着大弟去的。

二姐最喜欢走亲戚了。

可她的病情出现了不受控的迹象，她开始频繁咳血，且持续低烧，身体削瘦得很快，这是肺结核晚期的临床表现。

三姐留下来负责照顾她。

暑假期间，我听到一个偏方，说是“猪耳朵草”拿来熬汤，对肺结核病人管用。

于是，那个暑假但凡我和大弟有空了，就会扛着锄头到处挖“猪耳朵草”熬汤，拿给二姐喝。

邻村有个“阴阳先生”听说我家的事后，他掐指一算，告诉父亲，家里接二连三出事，那是因为道场左边的那颗皂角树挡住了“风水”。

父亲信了，借来锯子将树锯断了不说，还让我们两兄弟将皂角树连根拔起。

记忆中的这颗皂角树长在这里几十年了。

每到秋天皂角成熟后，母亲就会打下一些存放起来。

它捣碎了再适当加点水，可以熬出类似于洗发水一样的液体。

皂角树上的剌也是一种药材。

小时候身上长癣或是疥疮之类的，母亲砍几把皂角剌放锅里一煮，用皂角水连续给我们洗几次，皮肤病就好了。

“阴阳先生”的一句话，可惜了这颗皂角树。

后来他又听人说，让病人坐上蒸笼，用草药蒸有效果，二姐也尝试了几次，但实在是耐不了那个高温。

甚至他还弄了个极其特别的“偏方”，将鸡蛋泡在粪坑里一段时间后，再取出来拿给病人吃。

试来试去，反复折腾，却让二姐一次次从希望走向失望。

九月，当我准备去川店高中报名时，家里却筹不齐九块钱的学费，是我硬着头皮出去借了一圈才借到的。

十月，大表哥梁全结婚，周末回家时，我吃了父亲给我带回的喜糖。

很快，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坐在教室中间的我已经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粉笔字了，父亲带我去荆州医院眼科作了检查，近视一百五十度。

配了副眼镜，花费将近二十块。

二姐的身体已经垮了，所有的法子都用尽了，她正在与时间争分夺秒地赛跑。

可现实里，能跑得过时间的，也只有时间它自己。

一九八零年九月的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家，父亲告诉我，二姐走了，她的新坟就靠在母亲边上。

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二姐走的当天，你不去学校通知我回来送她最后一程？

沉默良久，他面无表情地反问我：通知你回来有用吗？你回来了，二姐的病就能好，就能起死回生吗？

那时的二姐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还经常会咳到胸闷和疼痛难忍。

她的实际情况比七八年母亲去世前还要严重得多。

每天就喝几口稀饭，之所以没咽下最后一口气，那完全是靠求生的意志力来硬撑着。

但心理上，我还是短时间内难以接受。

可以说，我是带着对父亲的怨气，跑到大姐家的。

面对我的哭诉，大姐在安慰我一番后，给我说了二姐在人世间那最后的时光。

三天前的下午，她和大姐夫在田里干活，有一个路过的乡邻跟她喊话，说是经过“周家大湾”时，听到屋里的二姐叫得很凄惨。

二姐的病情，我们都知道再怎么治也治不好了，眼下能活一天是一天，平时她一个人在家，也会痛得大声叫唤。

大姐和大姐夫还是匆忙起身就赶去了老屋。

太阳落山了，二姐叫声小了，貌似疼痛也好了些。

她望着床边守候的亲人，用尽力气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她对父亲说，如果明天早上她还活着，就把她送去荆州的大医院看病。

父亲点点头。

二姐闭上眼睛，两滴泪从眼角溢出，慢慢滑过脸颊……

大姐透过模糊的双眼，突然看到父亲的眼角也有泪水。

母亲去世他没哭，小弟和小妹去世他也没哭，唯独二姐去世，他哭了。

对二姐，他心里愧疚啊！

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但在这一刻，他陷入了深深地自责和极度地悲伤之中。

如果三年前，不是他让生病的二姐下田劳动，或许二姐的病情就不会出现恶化。

毕竟二姐年轻，她才不到二十二岁呀，身体再多扛上几年，兴许国家就研制出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了。

那晚，湾里的狗子个个异常烦燥，围着老屋转来转去，到处刨土且狂吠不止......

二姐最终没熬到天亮，在五更时分，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大姐还告诉我，本来父亲准备让大姐夫去川店中学喊我回来的。

是她和三姐跟父亲说，人死不能复生，就不要影响我的正常学习了。

原来是这样，是我错怪了父亲。

等我从大姐家里回来，却不见了父亲，我估摸着他是不是去了母亲和二姐的坟墓那边。

果不其然，父亲蹲在两个坟墓的中间。

我喊他，却没得到回应。

待我走近，他突然起身转头看向我，小声说，给你二姐磕几个头吧！

我跪在二姐的坟前，磕了三个头，想到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竟埋葬了我的两个至亲之人，瞬间那眼泪就像溃堤的洪水一样，我哭到不能自己。

父亲过来扶起我，两人往回走，一路上没人说话。

屋里关于二姐的痕迹，几乎没有了。

她读过的书、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等等都拿去烧了。

走进那个熟悉的房间，只能闻到她喝过的中药味，还残留在空气中。

再见了二姐，愿你在遥远的天国无病无灾，来世我们继续做姐弟。

第十一章：大学

一九八零年冬月，年近八十的外公被“血吸虫病”折磨了四年后不幸离世。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考了三百七十二分，距离大专录取分数线差十多分，我所在的理科班当年就一人考上了大专，且他还是个“复读生”。

那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四百一十四分，不出意外的，我落榜了。

痛苦是在所难免的，觉得那么多年的寒窗苦读，最终没得到一个想要的结果，我愧对老师、愧对自己、愧对家人，尤其是愧对母亲。

但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没考上大学，我想那就先找个事做。

那年，三姐出嫁了，嫁得不远，就在毗邻的星火大队，并于次年生下外甥郑建平。

听父亲说，因嫁到当阳两河口的小姨有了俩亲生儿子，所以当初送过去当“养子”的二表弟梁贤云，又回到姑爹和姑妈身边，他还自作主张将名字中间的那个“贤”字去掉，改为“梁云”。

大表哥梁全从应市大队大队长的任上调往川店砖瓦厂担任副厂长。

我得知消息后，赶紧去大姐家借了辆自行车，骑到川店找到他，问我能不能到砖瓦厂搬砖？

他说，可以，只要你身体吃得消。

他是见我戴副眼镜，又柔柔弱弱的，怕我吃不了那个苦。

我说声“谢谢”，回去拿了几件衣服，就来砖瓦厂报到了。

有一天忙完手里的活，我在街上遇到了高中同学焦颜成，他是藤店大队的。

他问我在干什么？

我说在砖瓦厂搬砖。

他一脸惊诧，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复读，明年再考一次。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个努力，且不服输的人，为何现在跑到砖瓦厂干活，难道就这么甘于平庸了？

我说，咱们班三十多人也就一个复读的同学考上了大专，我担心明年我的成绩还不如今年呢。

他告诉我，城里的西门高中也在招“复读生”，凭我的成绩应该可以进去。

我一听西门高中也招“复读生”，立马来了精神。

要知道城区高中的教学质量，那是比下面的公社高中要好很多。

“希望之火”霎时间又在胸膛熊熊燃起。

我找大表哥说明情况，他非常支持我，还说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最大的期望就是我能吃上“商品粮”。

我暗暗下定决心：再努力拼搏一次，争取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参加西门中学“复读生考试”的当天，由于我坐车误点，导致去得晚，同学们语文已经考过了，所幸后面的几门功课，我考得不错。

其实我的语文一直是弱项。

我非常珍惜这次在西门高中复读的机会，在这一年里，我努力补齐短板，使各科成绩齐头并进。

一九八三年春，农村全面实施“包产到户”。

我们家水田和旱地一共分了有十几亩，父亲带着三姐和大弟将田里的庄稼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也添置了一辆“永久牌”的二八自行车。

一九八三年五月，小舅妈因牙疼到公社卫生院拔牙，回来后牙龈发炎，夜里突然离世。

六月，我信心满满再次走进考场。

考完试，又找大表哥帮忙，进了川店砖瓦厂当临时工。

这一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四百七十四分，相比去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今年提高了有六十分之多。

八月初，学校高考分数开榜，我的高考成绩是五百零八分。

相比去年的高考成绩，今年足足提高了一百三十六分。

大学肯定是稳了。

八月中旬，我正在干活，大姐夫骑自行车来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跟大表哥说明情况后，便扛起装行李的蛇皮袋，坐上了大姐夫的自行车后座。

我是被填报的第一志愿“中山大学”的“自然地理专业”录取了。

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难掩内心激动，第一时间跑到母亲和二姐的坟前，哭到泪流满血。

这一路走来，其中艰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将“录取通知书”高高举起：“妈，二姐，您们看啊，我考上大学了！”

八月底，我要准备去学校报到了。

出门前，父亲将两百块钱交到我手上，并叮嘱我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也别苦了自己。

告别家人后，我从荆州坐车到了武昌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

中山大学为贫困学生设有“助学金”，我第一个月的“助学金”是十四块钱，当学校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又给我涨到了每个月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那时候收到家里来信，都是大弟写的，因为他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写不了几句，便词穷了，所以每次收到家信，都是三言两语报个平安结束。

大一那年的期末考试，我成绩优秀，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获得了八十块钱的奖金。

这一年的寒暑假我都没有回家，因为来回车费要四十块，我想把节约的钱省下来，等第二年回家时给亲人们带些礼物回去。

一九八四年九月开学后，我持续低烧咳嗽，开始以为就是个简单的感冒，没当一回事，后来病情愈发严重。

经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检查，我得了肺结核。

当我向医生坦言自己的担忧，说母亲和二姐都是因为这个不治之症而去世时。

医生安慰我不用担心，说这个病的潜伏期很长，如今国家已研制出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且永不复发。

学校给予我特殊关照，住院期间的食宿和治疗费一切全免。

治疗了三个月，病情基本稳定下来，医院建议我休学回家静养半年再复学。

我考虑到回家不如就呆在医院，毕竟医院环境好，身体出现问题可以随时就诊，又离学校近，便没有办理休学手续。

不能到课堂上课，我就在医院的病房里自学。

生病住院的消息，我在信中没有告诉父亲。

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我说了，怕他在家里担心。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拿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开具的“复查合格证明”到学校报到，并如期参加了期末考试。

虽然成绩不如大一那般优秀，但各科成绩都能达到良好以上。

两年了，这个暑假我决定回家。

家乡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颇具经商头脑的小舅，拖着两个年幼的表妹到应市街上办起了村里第一家“榨油坊”，并于年底迎娶了贤惠能干的第二任小舅妈，次年生下小表弟梁臣。

以前的“公社”，现在全部改为了“乡”或是“镇”，“大队”也被“村”所取代。

沿途看到很多土坯房被新盖的砖瓦房所替代，连“周家大湾”也不能例外，像幺婆婆她们家就盖起了三间砖瓦房。

父亲跟我说，这两年国家政策好，家里的条件也是一年好过一年，他准备秋收卖了粮食后，将土坯房推倒，并重新在原址上盖三间砖瓦房，他还笑称，如今农村里结个婚，砖瓦房都成了女方的最低要求。

现实里，他确实做到了。

大弟于一九八六年冬结婚，那年他才满十九岁，次年弟媳生下侄子周健。

第十二章：我们都要好好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我从中山大学毕业，理科改工科，被分配至南京某设计院从事化工和民用给排水专业设计工作。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与爱人结婚，她来自江苏丹阳，祖籍是湖北黄冈。

据她讲，清末年间，她们那一个村整体逃难来到了丹阳折柳镇。

她家里人日常交流都讲湖北话，我回丈母娘家就像回到老家，感觉特别有亲切感。

一九九四年七月，我的儿子出生，取名周雪成。

这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决定从南京回荆州过年。

父亲虽然苍老了许多，但身体和精神却是极好，他抱着周雪成在湾子里到处溜达，逢人就讲“看啊，这是朝金的儿子”。

大年三十吃“团年饭”，父亲是提前一天就让大弟通知出嫁的两个姐姐了，要求她们必须携家带口齐齐整整地回来参加。

那天的“团年饭”，我们这么大一家人坐在一起好不热闹，吃到一半，父亲缓缓站起身来，他动情且声音哽咽地说：你们个个都圆程（出嫁结婚生子）了，我也算是对得起死去的相秀了。

我突然想起一九七二年，也就是小弟周岁那年，我们八口人在荆州照的那张“全家福”来。

我问大弟，推倒土坯房的时候有没有找到那张相片？

大弟直言没有。

瞬间，我心里顿感一阵难受。

母亲去世当天，没喝到我亲手熬的鸡汤；母亲也没看到我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和娶妻生子；甚至连母亲留存在人世间的唯一影像，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如今也不复存在了。

每每想起这些，都是满满的遗憾！

杏子树下的欢声笑语，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可当我回首往事时，又会觉得它好似过去了很久远。

人啊，总是在失去以后，才会懂得拥有时的弥足珍贵。

我们总以为的来日方长，其实处处充斥着世事无常。

我们的苦日子过完了，而我们的母亲，却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