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廷的史官宋文彬带了他那本破日记到钱塘江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

“造孽呀，造孽呀，他们在走前朝老路，他们造孽呀！“

这应该是喝大了不然不至于到我这来，说那听不懂的鸟语，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对朝堂之事不甚了解，虽如此，也懂得“敢问六朝何事，各家自扫门前雪”，只以为照常进行罢了。又能怎样？说到底也是这帮人“无奈”的选择，然而我之所以看淡，或者也就他所谓“照旧”罢。

我可是觉得在今朝仿佛没有苦和悲。各个都乐得其所，好不安宁，对于生于今朝的人说，喜气欢乐，这里在先是没有苦痛的。只是我总以为没有腐和儒；知足与常乐衔接起来，欢才去，喜便开始了。

日子就是在这欢喜知足的时候，过得很踏实，我偶而偷得闲暇，去访问宋文彬。

他如常窝在上林府的小屋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塌的鼻梁在稍破损的镜架上挂着，眉头微蹙，是在想他今朝朝堂的见闻，儒腐的升华。

“如今的世道，”他说，“在朝堂是世家的狂欢。庙宇，洋庄，衙门，都是啃咬的痕迹夜夜笙歌载舞，好不奢靡，成为合奏，很神奇。期间时时夹着憋屈，穷人的痛诉！‘可是也与狂欢相合协……’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陌生的场面，我怎能见识过，所以即使对他不屑，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迂腐，见识倒也属实。

“朝堂连言论都禁止……”他又叹息说。

“言论是自由的！”这叹息，倒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衙门，击鼓之后，你便能为己鸣冤，那是公允言论自由的地方，因为朝廷是默许的。”

“哦……”

过了几天，宋文彬的预言不幸成真，衙门收到了十几份状书。

然而，这些状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被衙门老爷随意丢弃在了窗外的小院中央的荷池里。

这个荷池原本是为了种植荷花而挖的，长四尺，宽三尺，但遗憾的是，尽管池水清澈，却从未见过任何荷花的踪迹。

如今，它成了状书的坟墓，成为了民众诉求无声消逝的象征。

宋文彬时常站在荷池边，凝视着那些堆积如山的状书，仿佛能从中听到百姓的呼声和哀嚎。

每当衙门老爷戏谑地说：“宋先生，他们生了脚了。”

宋文彬总是淡淡地回应一声：“哦！”

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悲愤，但表面上却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衙门老爷对于这些状书深感忧虑，他害怕这些状书会引发更大的风波，动摇他在朝中的地位。

因此，他总是劝说熟悉的朋友，包括宋文彬在内，不要过多地干涉这些事务，以免惹祸上身。

他常说，吃苦耐劳是美德，而冤屈则是常态，试图以此来平息民众的不满。

然而，宋文彬并未听从这样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