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刚过，天气渐凉。陆大力和秀兰将夏天菜园子里种下的红薯和大白菜及时收回家，精心储藏在院子一角提前挖好的菜窖里。他们专门给菜窖上下各铺了一层崭新塑料布，以防红薯和白菜在严寒冬月里被冻坏。这年冬天似乎比往常来得更早，陆贾氏怕冷般地要求早早烧上煤炉子。不算宽敞的屋子很快弥满了有些呛人的煤渣味。

简单吃过早饭，陆大力跟村里老高头组织起的施工队干活去了。按照商定计划，要赶在上冻前将几户人家的房垛和院墙垒好。每天七元的工钱是此时老高头能给一个大工瓦匠开出的最高工资了，而负责搬砖和运泥的小工则只有五元。每到月末或是干完活的几户人家及时结了帐，老高头抽走作为工头的那一部分酬劳，再按照行情给大伙儿把钱发下来。尽管微薄，但这对农村靠卖把子力气赚钱的男人们来说，也算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了。况且，也不耽误田里的农活。能吃得下苦累的，趁着无活间隙，还可以根据自家情况搞点其他营生。

而陆大力搞的其他营生，就是在家里还养了上百只蛋鸡。养鸡本是个需要点科技知识的活。不过，养的人多了，大家有样学样，互相帮扯着也就养起来了。要说这最早的养鸡户，那就非老马家莫属了。老马大号马兴，老马养鸡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迅速在村里带火了这个门槛不算太高的营生。马兴作为初中毕业生，虽没再升上学，却是个很善钻研的人。他是在一个兽医站工作的亲戚帮助下，尝试着养起蛋鸡来，摸索着打通了向外批量销售的渠道，赚到了人们一致认为的第一桶金。于是，不少人家立刻跟进，很快使得整个村子在乡里成为了养鸡大户。

陆大力每天下工回到家，首要的便是和秀兰一起忙着喂鸡、除粪，然后再备好第二天的鸡饲料。晚饭过后，他习惯性地拿出有些皱皱巴巴的记账本——那是孩子们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在背面记了大大小小的账目数字。他先把当天的瓦匠活记下一笔，以免任由老高头说啥是啥，再仔细算计算计养鸡的消耗和产出。尽管对于这种规模不大的家庭养殖来说，每天计算的必要性不大，但他还是喜欢进行这样的盘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心里踏实，只有这样才能感知到赚钱的喜悦。

秀兰趁着白天丈夫和孩子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在家先是收拾好碗筷和其他家务，然后把鸡笼上的鸡蛋一一装拣到专门的箱子里，该给鸡喂水时及时在饮水槽上加注水。同时，她还坚持在院子一侧小小的猪圈里养了头壮实的老母猪。每年产上两三窝猪仔，卖了大小也是点儿收入。

立冬那天，陆贾氏早饭后略显疲惫地躺回东屋炕上。秀兰问婆婆有无不舒服，要不要找大夫来看看。老太太仰面朝天地摆了摆手说没事，只想躺会儿再睡个回笼觉。秀兰收拾完屋子，照例给鸡和猪添水喂料。当她仍不放心地又回到东屋去看婆婆时，见婆婆一动不动地仰躺在炕上。她靠近去轻轻唤了几声仍没见任何反应。她又伸手试着去抚摸婆婆的头颈，才猛然惊觉老太太的身子竟已硬挺挺的了。

陆贾氏的脉搏还在微弱跳动，鼻息仍有一丝尚存。村里两个赤脚医生齐上阵，试图给老太太打针输液，但发现针孔虽扎进血管药液却未见动静。大夫们也感到无力回天，索性收拾起药箱子告辞，安慰一家大小节哀顺变。大女儿陆桂香、二女儿陆桂玲，儿子大力和儿媳秀兰、孙子和两个孙女，围守在老太太身旁，声音高高低低地哭成一片。

傍晚，刚接任支客先生的黄大爷二儿子有旺也被请了来，老太太先前自己早就缝制好的寿衣也已从箱底取出准备妥当，只等那最后一刻保证让老太太穿着上路。面临这样关头，二女儿陆桂玲情绪激动、哭天抢地，而早在岳家庄当了多年支客奶奶的陆桂香则沉着冷静地指挥着众人。

就在姐姐喝止妹妹，要她先别哭了的时候，却见仰躺在炕上的老太太身子微微动了动。人们立刻围上去。陆贾氏又扭了扭脖子伸了伸头，怕电灯照似的费力睁开眼，咂了咂嘴道：“终于把我放回来了，这回不用去了！”

“不用去哪儿？！”人们都面面相觑。有旺眯着高度近视的双眼，满脸惊奇地说：“这老太太！神了！”

第二天，陆贾氏一如往常，又可以鞭腿坐在吃饭说话了，仿佛昨天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然而，这边刚高兴没几天，临县赵家沟传来消息，秀兰的母亲不行了。

秀兰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母亲才七十出头，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多年来的哮喘虽然让母亲身子骨不太健硕，但也不至于要了人命呀！当她火急火燎赶到娘家，看到母亲静静躺在床上。平时那洁白的面庞显得更加苍白了。尽管这样，母亲的头发仍然向后梳得整整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