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吃过晌午饭，伟明吵着要给客人们打枣吃。院子里生长多年的枣树上挂满了尚未成熟的大枣。那枣子光滑的果皮还没有染上红晕，尽管枣的个头都不小，但躲藏在翠绿丰茂的树叶间，只有仔细观察才能更好地分辨出来。

在吃枣的节令还未真正到来时，打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不说打起来更费力气，尤其是那枣树上还不知爬了多少只洋辣子，如果被它们身上的刺扎到了，那火辣辣又痒又疼的感觉可够人受的。

伟明似乎早有预谋，准备充分。他拿来一条破旧门帘，往头上一顶，手上戴副棉手套，擎一根长竹竿。小心翼翼停在枣树下，站稳后便使出全身的劲，一下下打了起来，只见那枣子噼啦啪啦地往下掉。然而，除了被打掉下的枣子，还有一片片的青翠叶子。那叶子落在地上的同时，也有的落在了伟明晃来晃去的身上。

当他扔掉竹竿，脸上挂着得意表情请大家吃枣时，也终于明显感知到胳膊上、后背上开始痛痒起来。而一旦痛起来痒起来便摸不得碰不得，越碰越刺痛得厉害。

见此情景，大哥伟光赶紧拿出好几贴虎皮膏药，让伟明用膏药把洋辣子刺粘下来。岳家庄的二表兄自告奋勇地出手帮忙，他让伟明赶紧脱掉背心，然后根据伟明手指的方向，估摸着朝相应的部位贴下去。叮嘱伟明忍着点后，再猛的一下，将膏药揭起来。就这样接连反复粘了十几次。

此时此刻，恐怕伟明自己也闹不清是洋辣子刺的更痛，还是虎皮膏药粘性撕扯的更痛了。总之，二表兄扯一下他只能咧着嘴“嘶嘶”地叫一声。

吃过老表兄打下的大青枣后，回到家没一会儿，艳萍突然肚子疼起来。跑了好几趟茅厕，才稍稍有所缓解。直到母亲给她热了一碗红糖水喝下，才终于好受些。

夏末时节，太阳的炙热还未完全消退，但已不像三伏天那样炎热难耐。在这个季节里，天空的湛蓝和云朵的洁白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只是此时早晚温差较大，白天见着阳光时还会热得出汗，傍晚里空气中便夹带着丝丝凉意，很容易穿透身上的单衣单裤，让人忍不住打几个冷颤。这时最好赶紧披上厚一点的外衣，以防着凉感冒。

本来结实如男孩一般的陆艳萍却连日低烧起来。饭也不想吃，烦躁得总发脾气。村里的赤脚医生高大夫给开了些感冒药吃下，也是时好时坏，体温始终在37度上下徘徊，没有恢复正常。

这天夜里，孩子们都已睡下。艳萍在睡梦中却含含混混自言自语地说起了胡话，“牛，大牛，墙上有大牛……大牛在走……”

陆贾氏靠在孩子们身边，不明所以地问：“什么牛？啥大牛哩？”

还在睡梦中的艳萍却未再言语。陆贾氏伸手一摸孙女儿的额头，顿时吓了一跳——那额头烫得厉害。

这孩子怎么烧得这么严重？她赶紧喊来儿子儿媳。大力和秀兰一看女儿状况，立刻跑去找来高大夫。高大夫摸了摸艳萍滚烫的印堂，又号了号脉，听了听心跳，摘下耳朵上的听诊器说：“很可能是得了大脑炎，很危险！赶紧上医院！”

陆大力和秀兰乍一听孩子可能得的是大脑炎，尽管并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疾病，但朴素的直觉让他们感到，这肯定不是个小病。两人火急火燎地背上孩子，乘着黄大爷家平时用来运货的手扶拖拉机向县医院赶去。开车的是黄大爷大儿子黄有兴，长年摸惯车的他，熟练地将拖拉机开上村边那条直通县城的国道，平稳而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