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这件事，再一次吓到了清廷，因为除了法国，当时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合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派军舰到大沽口外威胁。

办完教案后，李鸿章最优先处理的就是防务问题，大沽口炮台是不能用了，许多大炮还是明朝的大炮，长期无人管理，铁炮生锈者颇多。

于是李鸿章也要买炮，他倾向于德国炮，没别的原因，就一点，德国打赢了法国，打赢谁都不好使，就打赢法国好使，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的态度，确实让满清上下对法国人没有丁点好感，太骄横了，见崇厚这样的大臣竟然都敢掏枪，这让满清掌权者失去了安全感。

李鸿章一直跟刘勇强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他现在跟刘勇强通信都很谨慎，信中从不落款，也不写亲笔信。因为他要避嫌，他上任北洋，坐镇天津，刘勇强就在大连，他却一次都没来大连看看。

刘勇强的名字不但在福建臭，在清廷这边自然更臭。连人家的龙兴之地都抢走了，能不恨？只是没人戳破罢了。

但他的身影越来越大，已经无法绕过，时常出现在清廷朝仪中。有人拿他跟李鸿章等洋务派作对比，借刘勇强无可辩驳的臭名声，试图打击洋务派的政策，将洋务派跟刘勇强画上等号。

李鸿章出口辩驳，他说他们这些修建机器局、造船厂，跟福建那边还是有区别的，那边是直接让洋人办，属于洋化，他们只是洋务，学洋人之长，补中夏之短，决不可混为一谈。于是刘勇强和他代表的势力，开始被安上洋化派这个标签，意思是要以中化洋，以夷变夏。

李鸿章专为这件事写信致歉，说本意并非有意中伤，实在是以讹传讹。

这导致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三个派系，清流代表的守旧派或叫顽固派，跟慈禧一党，权力不大但影响很大，因为他们高谈阔论比较厉害，有很大的舆论影响力；然后就是洋务派，清廷的李鸿章、左宗棠是代表人物，福建的沈葆桢是代表人物，大多出自湘淮军体系，很多人都不是科举出身，写文章或许不行，但比较务实；现在冒出了刘勇强代表的洋化派，一出现就成了保守派和洋务派共同攻击的对象。

刘勇强债多不压身，福建人都骂他了，他计较不过来。

反而回信让李鸿章不妨步子迈的大一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既然能用洋人的技，为什么不能用洋人的人呢。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不就用的挺好，给大清贡献了那么多财政，换任何一个清廷官员在那个位置上，恐怕都收不到那么多关税。

李鸿章感慨，束手束脚，不敢请太多洋人，一怕洋人生事，二怕清流攻击，机器局请太多洋人都常常遭人诟病，绝不敢将洋务交给洋人去办。李鸿章还认为，洋务这种国之大器，必须操之朝廷之手，反过来劝说刘勇强不要那么信任洋人。

他跟李鸿章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李鸿章只是比当代人稍微迈进了一点，刘勇强则是迈出了两步，他的有些观念，洋人听了都要冒汗。

跟李鸿章的频繁通信中，得知李鸿章要重建大沽口炮台，刘勇强立刻将信息传给大连造船厂，希望他们能拿下这笔业务。李鸿章要买的大炮可不是一门两门，而是一两万门，满清沿海要塞都换上后膛炮的话，这是一笔超千万的大订单。

可惜失败了，李鸿章为了避嫌，宁愿选择德国。这笔买卖似乎注定只有克虏伯才能做。

刘勇强也想要克虏伯的大炮，但更想要技术，就算法国炮差一点，人家给技术，他也要用法国的。

所以当施耐德开始在本溪建厂，他大力支持。告诉法国人，一年内交付要塞炮之后，海军舰炮的更换也交给他们，舰炮跟要塞炮有时候就是一种炮；这算一项对赌，施耐德异常积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建好了一座占地3000亩的大工厂，其中包括冶炼工厂，铸造车间，锻造车间，机械加工车间等，是一座矿石进去，成品出来的综合性大工厂。最后派遣来的法国技术工人超过了3000人，几乎每个岗位上都是法国人，当然也大量招募本地工人，完全用法国人太贵了。这也就是普法战争后，法国经济中心巴黎又是起义，接着又被封锁，导致经济短暂崩溃，才有这么多失业的技术工人，否则平时施耐德公司未必有这么大的动员能力。

要塞炮交付完成后，施耐德赫然拥有了全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工业联合体，生产的优质钢铁开始供给大连造船厂，取代了英国钢铁的份额。当然也开始生产钢轨、机车、轮毂，供应已经完成招股，开工建造的瑷连铁路，尔滨到瑷珲段。

可是瑷珲铁路的修建，引发了俄国人的抗议，又闹出一场外交风波，还把法国牵扯进来了。

对此蒋远等本土派非常不解，直称俄国人多管闲事，在闽辽修铁路，碍着俄国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