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己。

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

手工业

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商业

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人口

三国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田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万人[14] ，灭蜀后达537万人[1] ，现代学者考虑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则曹魏境内约有1300万人[15] 。

艺术

曹魏虽然是以军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学上具有相当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和曹植都擅于写诗，时称三曹，后世又称建安文学。即使到了后期其君主也颇有艺术造诣，如曹髦擅长诗文、绘画，被誉为“才子”。

哲学

在哲学方面，继两汉经学之后，一个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玄学在曹魏时期诞生，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成就。玄学思潮开端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无”是宇宙的本体。王弼、何晏的玄学与两汉神学目的论有显着区别。两汉神学目的论是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学则在继承和发展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而玄学则表现为思辨性的论理。

而嵇康提出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但，也有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思想，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

宗教

三国之时，西域僧人继续东来洛阳，译经弘法，佛教进一步发展。

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佛律”—《僧祗戒心》，并请西域梵僧立羯摩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昙柯迦罗亦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朱士行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第一位受戒的汉僧。

朱士行也是第一位“西天取经”的汉僧。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西渡流沙，远赴于阗（今新疆和田）。他写的《大品般若经》梵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还洛阳，此时已入西晋，该经后被译为《放光般若经》。

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作家辈出，成就辉煌。其代表人物三曹父子、建安七子，都曾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七哀诗》、蔡文姬的《悲愤诗》，都是传颂千古的佳作。

正始是曹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的82首《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理论着作方面，有曹丕的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典论》。遗憾的是，只有《典论·论文》一篇存世。

经学

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文帝正式重开太学。

正始二年（241年）新立石经28块，因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书，故也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及《左传》等。东汉时创立的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其后也均为曹魏所沿用。

机械

曹魏的科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改造的织绫机，可以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创制的龙骨水车，可以连续不断提水；他创造的指南车，不管车向何方行驶，车上的木人总是指向南方。他还创制了水转百戏、轮转发石机等。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

地理

在地理方面，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中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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