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当时大多士人有匡扶天下之心，政局也不会乱至如斯地步。当然，东汉士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畸形的道德观，同政府上层所宣传的儒家理念有莫大关联。

另外，东汉时期，地方长官与属吏之间渐渐增长一种皇帝与臣下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君臣关系，故吏关系。而这种故吏关系大大增强了地方分裂的倾向，这种关系便是二重君主观。

自西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从郡县下级官吏逐渐升为高官，并通过各种办法进入王朝的中央机构。由于豪族向汉帝国政权的不断渗透，帝国因而改变了政策，逐渐向“豪族政权”靠拢。

东汉时期，豪族势力强大，在东汉的地方和中央机构中，地方豪族出身的人很多。东汉时，国家形态虽然仍是王权对小农民的直接的个别人身的支配，但是豪族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扩展豪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导致国家公权力的不断削弱，因而出现了东汉末地方分权的情况。

大姓、冠族是控制地方的力量，他们是汉末割据政权的阶级基础。而大姓之所以能够控制地方的力量是因为其垄断了权力，他们与东汉选举和乡里清议有紧密的关系。到了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选举几乎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产生名士；同时，由于宗族、乡里组织所起的作用和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又有能力组织武装部队。

东汉统治阶级中“士夫”这一阶层，是组成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骨干。这些士夫，他们往往先从师受经传或游学全国政治文化

中心的洛阳的太学，然后以经明行修应命征辟，历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致卿相高位，逐渐形成为世家望族。士夫地主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王朝的统一起了一种瓦解的作用。

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构成主要有六国贵族、间巷之侠、兼并之家和富商大贾，他们恃财骄溢，越礼僭制，日渐与封建国家产生了离心倾向。

虽然秦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其势力发展，但收效甚微，其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起，并以所谓名士身份操纵乡举里选，以宗族势力控制地方政权，成为汉末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

成为权力媒介层的知识阶级，一方面与下层权力的地方大姓相比占据着优势，抑制了他们的强大化与领主化，另一方面又作为下层权力的代表者，也就是所谓的“民望”，支持着上层权力，同时也限制了其权力扩张。

可以说，东汉时的豪族，本身就是具有乡邑秩序的破坏者与维持者这种自相矛盾矛盾的性质国家权力能否得到乡里社会的支持，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充当乡里社会的保护者。

乡里与国家权力之间就这样建立起了支持与保护的关系。另外，东汉两百年频繁的羌人叛乱，锻炼了大批的西北军阀，过去这些军阀是慑于朝中西北豪族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军事势力，因此未敢轻举妄动的。

西北豪族力量的缺失使东汉政府尝到了苦果，另一方面也解释了董卓为何可以在汉末的年代中如此的嚣张。

汉代的豪民有着双重的功能，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行政机构，乡官里吏尽管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职轻责重，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

汉代豪民在类型上可大致划分为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汉武帝官营工商以后，乡里豪民成为豪民阶层的主体，并逐渐有效地控制了乡里政权，成为汉政权维系地方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

同时，豪民又渔肉乡里，破坏封建秩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士族忠君观念的淡薄，各地权利的不断分化，这两者共同导致了如今这种群雄割据情况的产生。

不仅如此，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加剧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大灾害多发群发集中期，分别是夏禹群发期、两汉群发期、明清群发期、清末群发期。

灾害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是一种挑战。如果灾害过于严重和频繁的话，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政权是难以应付的。

两汉时期是灾害多发期，但是相比西汉，东汉时期的灾害尤显严重，特别是灵帝时期。据《后汉书?灵帝纪》及《五行志》载，从建宁元年(公元 168年)至中平六年(公元 189年)的 22年间，共发生水灾、风灾、地震、蝗虫、冰雹、干旱、瘟疫等灾害 29次，平均每年发生 1.3次。

在各类灾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疾病的流行。在《后汉书》中共载有“大疫”十处，7其中灵帝时就有五次，平均三年就发生一次。尽管这些灾害在史籍中仅寥寥数语，但是应该看到其所隐含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有学者研究认为，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疾、疫”，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传染病”，这一观点当是可信的。因为具有传染性，所以相比其它灾更具破坏性。疾疫一旦在某个区域爆发，其所引发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限于史料的关系，难以得知疾疫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局部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以及传染病的详细情况。

但是为大汉真正敲响丧钟的“黄巾起义”爆发，则与疾病大面积传染是分不开的。《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张角主要是通过疗“病”活动，组织起义的。可见，当时“大疫”所引发的后果当是很严重的。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农民一旦染病就可能丧失劳动力，整个家庭就会失去生活来源，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东汉的腐朽统治和频发的自然灾害，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 184年）爆发了“黄巾起义”。之后一切之事，也是自这黄巾起义开始。

如此多的条件相加，大汉如今这局面也就可以说是必然了。

如此时代，无人可以避免战乱。

就像刘备的青州看似置身事外，与其余诸侯也并无怨恨，不论北边的公孙瓒抑或南边的陶谦以及曹操，刘备甚至可以说关系处的相当不错。

但不论北边的刘虞和公孙瓒，还是西边的二袁一曹，真要打起来青州几乎不可能幸免。

所以，云汜之前才急切的收复青州黄巾，如今青州事毕，但真正的群魔乱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