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杭州人，叫涂国安，我的爷爷闯关东到了黑龙江扎下了根，我们也都成了东北人。

那年我刚好18岁，在黑龙江的一个矿山的选1960煤厂参加了工作，工作到1966年我干了6年，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刚好2岁。爱人又怀了老二，父母身体健康。当时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挺不错。

就在1966年10月的一天，厂里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支援“三线”建设的会议精神。

厂长在大会上郑重指出：现在大家要踊跃报名去参加支援西部、支援“三线”建设。

会议结束后，支援“三线”志愿者的挑选工作开始了，挑选对象主要是车间的班组长和生产骨干。当时报名的人很多，大家都很积极，踊跃报名，生怕落后。

我当时在原煤车间维修包机组，是所谓的“骨干”，我们这个组有十多个人报名。我想：爱人马上就要生老二了，不好让父母照顾，家里的房子还没装好，好多地方有裂痕，下雨天还漏水，自己不能去。

我找到厂长说了自己的困难，但因为我是生产骨干，厂长还是决定让我参与“三线”建设。他告诉我：你家的困难我们也清楚，但是你不要担心，你家房子漏水厂里会给你解决补漏。你是咱们厂里的骨干，你的技术过硬，支援“三线”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就放心去吧！

听完厂长这一席话，我想那可以吧，既然厂长给我保证了，后顾之忧都解决了，我也没啥意见那就去吧。况且那时候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那个年代，人人都很积极、争先恐后都想为国家效力，你不想去，会被说成落后分子，去支援“三线”那将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有的人报了名但最后没被选上，去不了还闹情绪，有些脾气爆的还说自己想办法过去。

我回家和爱人说了这个事情，意料之中的爱人不同意，因为马上就要生老二了，我走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呢？但是我父母觉得这是好事，于是，我们给她讲了好久的道理，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我就打了一个小行李卷就准备出发了。

父母听说南方很热，所以让我少带点东西。出发的时候，厂里锣鼓齐鸣、鞭炮声声，我们被选出来的108人，高唱着热情洋溢的革命歌曲，在工会干部的带领下，踏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年轻，个个身上充满了活力，怀着保家卫国家的情怀和满腔热血，高唱着革命歌曲，意气风发地朝着大西南前进。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我们最后到达了四川攀枝花，当时这个地方还没地名，就是因为矿多所以需要开发。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当时的条件居然是那么艰苦！

到了攀枝花的那天晚上，我们直接被拉到一个选煤厂，好像就是现在的兰尖煤矿，晚上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们觉得这里还真不错啊！到处是高楼大厦，一种新鲜感油然而生。

结果到了才晓得，这些我们认为是高楼大厦的灯火，居然只是山坡上矿场的照明灯和职工宿舍走廊灯发出来的。我们被分配到一栋小平房，墙上没有墙皮，就是砖头很简易的垒搭起来的，顶棚上用塑料布盖着，上面是一层厚厚的灰尘，我们开始了真正的艰苦生活。

虽说刚来的时候一直被一种新环境的新奇感所包围，况且一起来了这么多人，刚开始大家都还不觉得苦。可是时间一长，这种艰苦就让人受不了了。

那个时候，攀枝花没有雨，很干燥，天天都是大太阳，但是因为是冬天感觉还不算冷，挺暖和的。可在工地上那就是另一种感觉了，太阳晒到背上，加之空气干燥，寒风一吹，手干的直接龟裂开，一用力血流不止，嘴巴干燥了就想去舔，结果没好久个个都成了香肠嘴，加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带什么衣服。想去买一件吧，没有商店买也买不到。

白天还好一些，至少活动着，太阳晒着身上还不觉得冷，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行了，这地方昼夜温差特别大，带来的被子太薄，这房子虽说是平房可也是四面透风，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也冷的直打哆嗦！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和一起来的同事王勇挤着睡在一个被窝里，靠着两个人的体温相互取暖，才熬过了一个个绵长的夜晚……这个时候心里就特别想家，想想千里之外的爱人一个人的艰苦和自己现在面临的困苦，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设备还没有到位，从流程上说我们维修组没有设备就没事可干。没事干我们就在周边转悠，想去周边看看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是想去看看找得到好吃的不。

那时候正好是11月份，有一天我们瞎逛到了一个小村子，我们随便进了一家老乡家一看，几个小孩子都光着屁股，连衣服都没有，光着屁股围着火盆在那里哆哆嗦嗦烤着火，哎呀！那种心酸的场面我到现在也没有忘记。我和几个同事当时就脱下了我们的外套送给他们，我们心想着，至少我们回去了还可以分配工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