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转行做物理学家，赞戈尔打算去巴黎试试运气，并准备探访一下在巴黎工作的爱因斯坦的好友莫里斯·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1875年-1958年），对此，爱因斯坦表示感谢其对自己好友的探访：

“您真好，还没忘了索洛文先生。如果您去看他，他会很高兴；他住在Huchettestr.5号。我很想知道您是否将在那儿找“一口饭“吃。请务必来信把情况告诉我！”

爱因斯坦对于布拉格德国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负责的研究所的环境十分满意：

“真可惜，这里的这个漂亮的研究所托付给了我。我想，我现在必须进行实验冒险了。“天降大任……”这个格言给了我勇气。”

虽然有新同事告诉自己这里的学生不爱科学，但初入布拉格的爱因斯坦信心依然满满，自信自己的努力教学可以让学生们爱上科学：

“我的同事兰帕（注：安东·兰帕，Anton Lampa，布拉格德文大学哲学系推荐爱因斯坦为理论物理学教授第一人选的委员会成员）告诉我，这里的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不大。但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同样也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我的梦想。”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德文大学结识了新的伙伴，并且希望能把苏黎世大学的学生和熟人带来布拉格共事：

“我已经认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年轻同事。一位从维也纳来的年轻的物理学家，他有一个很有希望的名字：外斯（注：埃德蒙·外斯，Edmund Weiss，布拉格德文大学物理学助教）(德语意为“白的”，但也可译作“知道”)。

他正在从事澄清埃伦哈夫特的结果的工作。我已经能在一些问题上给他提供帮助了。

（注：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Felix Ehrenhaft，1872年-1952年，维也纳大学物理学编外讲师，他声称已经在他研究电场内带电金属微粒的迁移率的实验中发现了亚电子电荷存在的证据，而外斯指出埃伦哈夫特的一个关键的假说，即金属微粒服从斯托克定律并没有得到证实。）

我期待赖希因斯达，也许再加上坦纳，来到达里。

（注：大卫·赖希因斯达，David Reisteim，1882年-1955年，不久前他完成了在苏黎世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方面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并于5月末被聘任为编外讲师。自1910年起他参加了爱因斯坦指导的物理学研讨会的会议，并和其他参与者一起，照例随后陪爱因斯坦去一家咖啡馆继续他们的讨论。

汉斯·坦纳，Hans Tanner，1886年-1961年，是爱因斯坦苏黎世大学的学生。他从1910年秋起在爱因斯坦的指导下开始了其博士论文的工作，爱因斯坦暗示，坦纳将作为他的助手陪他去布拉格。）”

在途径慕尼黑时，爱因斯坦结识了自己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的继任者彼得·约瑟夫·威廉·德拜（Peter Joseph William Debye，1884年3月24日-1966年11月2日，1911年4月8日其继任了爱因斯坦留下的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职位），后来德拜通过偶极矩研究及X射线衍射研究对分子结构学科所作贡献而于193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其博导为爱因斯坦科学上的同行熟人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阿诺德·索末菲，这次在慕尼黑爱因斯坦与两人都有交流，并令爱因斯坦心情畅快：

“在慕尼黑我结识了德拜，他现在几乎肯定要成为我的继任者了；他有一张快乐的、孩子似的脸，可以看出他心地练洁。我对他很满意，并且确信，这个工作将会由一个出色的人来掌管。我十分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您。星期天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与他和索末菲一起在慕尼黑街头散步。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初到布拉格德文大学爱因斯坦感觉科研氛围还是美好的，他的前任做了大量实验工作：

“我的前任做了大量实验。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而且会经常在研究”

在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向赞戈尔提了查文工作中与上司卡尔·希尔德矛盾的事：

“关于查文现在应该谈几句。请不要把他忘了。他又一次中了大笨蛋希尔德的该死的诡计。除非有人制止，否则他们将把查文这位他的办公室中惟一能干而正直的人解雇，他们会严格地按照行政管理程序的规定无可指摘地这么做！

我也要代表他给范诺里（注：局长）写信。

谨致衷心的问候。您的

爱因斯坦

我的妻子向您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