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这个调查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明朝的科举制度借鉴前朝，非常完善。

一场舞弊案件，需要串联的人员极多。

会试不止有两位考试官，按制另有八位同考试官，即副主考。

还有监试官、提调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等若干人，整个会试的考官人数多达数十人。

以建文二年会试为例，该年会试有考官36人，知贡举事1人，同知贡举事1人，考试官2人，同考试6人，监试官2人，提调官1人，印卷官1人，收掌试卷官2人，受卷官2人，弥封官2人，誊录官2人，对读官5人，巡绰官2人，搜检官2人，监门官2人，供给官3人。

涉嫌全录南人的科场舞弊案，至少一半的考官需要参与其中。

明朝的科考还有糊名誊抄的措施，阅卷者不知道考生的具体身份。

两位主考官，刘三吾是湖广人，白信稻则是北平人，说地域倾斜也不大可能。

刘三吾并非第一次担任会试考官，洪武二十七年的会试主考也是他，而当年的会元彭德是陕西凤翔人。

如果刘三吾真有地域偏见，没有道理要取一个北人做会元。洪武二十一年，刘三吾应该是当科会试的同考试官，结合二十一、二十七年的会试录取情况看，也很难说他有地域偏私。

调查团还了刘三吾等人的清白，那他们复核时有问题吗？

洪武二十七年会试人数为七百余人，取了一百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十四。

建文二年参与会试的有将近一千人，取了一百一十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十一。

按这个规律，洪武三十年会试的参与总人数应该是八百来人。

洪武三年定下的乡试额数，直隶一百，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各四十，广西、广东各二十五。南北比例大致为三比二。

洪武十七年取消了乡试定额，开放乡试名额后，南方举人数量增长特别的快，再加上会试在南京举行，也会导致南方举子到的更多。

综合推测洪武三十年会试的南北比例应该在三比二到二比一之间，那按这个比例，当科会试北方举子的人数应该是将近三百人。

复核人员进呈了至少七十份北方试卷，当时的复核极大可能是只针对北方，甚至就是每人从北方试卷中选10份进呈，若是这样的话，不到三百份试卷要选一百二十份，确实有可能选到一些陋卷。

张信是最初上奏的要求彻查的官员之一，没有必要复核时偏袒主考官。”

唐初，依然是北方为重。

李世民难以想象北方凋零到连一个文华之士都找不出来的地步。

糊糊：“北方文风不如南方的定论，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

北方的学校教育，经历连年战乱之后，学校与老师都不足。

这一点洪武二十年以及二十四年朱元璋还从南方抽调老师去北方支教，以及颁布书籍给北方学校，都能看出来。

北方教育资源不足，北人文采不如南人，这也是当时的公论，即使是偏向北人的人也是承认这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