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可记得愚公移山的故事？

愚公面对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立志要挖出一条山路。面对质疑，他说人可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

可见从常理来讲，人口应当是不断增长的。”

环境稳定，资源充足的时候，两人生十个孩子，孩子们再组建家庭生下百孙……

这个道理符合常人认知，无需过多阐述。所以朱翊钧之前在给高拱写信的时候，叙述大明人多地少的矛盾时，根本不需要列出具体数据。

见张居正点头认可，朱翊钧话锋一转。

“朕之前翻读《实录》，记下了一些数据，很有意思，先生可评判一二。

洪武十四年，人口五千九百万。

永乐元年，六千六百万。

宣德十年，五千万。

成化十年，六千一百万……”

朱翊钧背了几条，冷笑道：“朕记得人人皆称赞仁宣之治，怎么宣德时人口反而比永乐初期少了这么多？”

“这……”

朱翊钧问的这個问题太尖锐了，稍有不慎，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饶是张居正，都要仔细斟酌，才敢回答。

等不及张居正的回答，朱翊钧继续道：

“世人都说世庙爷爷在位时，灾祸频发，海瑞因此直言上疏。然而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几次统计的结果，都是六千三百万左右，浮动只有几十万，比起永乐到仁宣时还稳定。

难不成乱世才喜欢生子，太平时节都不生孩子了吗？”

深吸口气，张居正终于开口解释道：“陛下，《实录》上记载的数据，其实并不完整，户部主要负责统计的是民籍，因为民户要缴纳国税。如臣这等源自卫所的军户，交的是军粮，想要了解具体数目，要查看兵部或五军都督府的账册。

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

犹豫片刻，张居正说了实话：“洪武十四年时，进行全国人口清查，编撰《赋役黄册》，将其存放在南京库中。自那以后，十年清查一次，或因特殊情况，提前、延后几年。

然而传承至今，下面的官吏惫懒怠政，嫌弃挨家挨户统计麻烦，不再认真去做。黄册的统计流于形式，上面记载的数目已经失去了效用。州县征税时，都不看黄册，而是查看自行编造的白册了。

所以说，陛下所看到的数目，一方面是清查范围不够，并不是全国的人口，另一方面是，数目本身就有问题……”

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小皇帝没有因此感到惊诧或勃然大怒。

他知道的比张居正说的更多。

因为统计人口，编撰《赋役黄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税。

有男丁就能确定田亩归属和徭役的征调，女子无需劳役，所以女人的确切数目没有用处。哪怕早年认真统计的时候，为了省力也会对其忽略，造成大明的男女比例失真，严重扭曲。

没有土地的无产者同样如此，宋时对城市中的手工业者、流动雇工等人口，都有有专门的城市客户管理制度，但是明初洪武更重视农民、对这些城市流民缺少相关统计。

而且除了军户，投靠到各地藩王的佃户，也不在朝廷的户籍里。像蜀王这种私自侵占了成都府大量土地的，当地户口都会因此凭空消失。

把这些都详细统计入册，要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一个两个。

朱翊钧的语态依然平静，只是多了几分嘲讽：“原来如此，朕之前看的数据，竟然没多大用。可是数据纷乱不明，连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先生平日在内阁理政的时候，难道不会迷糊吗？”

张居正轻叹一声，道：“这正是吏治败坏的结果，所以先帝在位之时，臣曾经多次上疏整治吏治，近日推行的考成法，也是为了让朝堂上下，各司其职，回到正路。

吏治清明，人人用心理事，才能上下通畅。”

“先生辛苦，治理国家很不容易，朕光是听先生讲，都能想到许多难处。”朱翊钧随之感叹道。

“多谢陛下体谅，”张居正拱手道，“臣在内阁，无法亲临地方，只能靠手里的文书，做出判断，勉为其难……”

“朕知道先生难，朕也难，但是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勉为其难！”

朱翊钧提高音量：“先生刚才还与朕讲，说食货是生民之本，可是，朝廷连百姓人口数目都无法准确掌握，用虚假的数据，在这里自欺欺人。

一旦判断失误，后果都由地方承担，让百姓受难。

朕于心何忍，所以编撰的这一本《万历会计录》，不只是搜集整理过去的档案，不再局限于民籍军户……还要重新统计现在的人口，清查田亩！”

清查田亩！

张居正一惊，连忙道：“陛下，此事急不得，需要从长计议。”

重新清查全国人口、田亩，同样是张居正所乐见的，但是他深知此事阻力太大。

明成祖以后，国家每年都有两千七百万的定额正税，属于户部基本任务。

但实际上，老百姓的负担不止如此。

除此之外还有摊派，折纳等，都是和当地人口、土地开荒情况息息相关的。

最简单的就是丁口人头税，多生孩子就要多交钱。

所以清查人口，和土地一样有阻力。人多了，理论上的税基就大，想要完成征收目标就会更加困难。

各地侵占田亩的地主不高兴，隐匿逃税的百姓不开心，因此加重了工作负担的官吏也不乐意……

所以想要重新清查全国，至少要准备几年，培养一批肯认真做事的官吏，才能正式推行。历史上张居正筹备了几年后，才开始清查田亩，可惜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做完。

如今他担心朱翊钧年纪太小沉不住气，急功近利，反而会坏事。

还好，朱翊钧立刻说道：“朕知道，此事急不得，清查统计涉及全国，需要的人手又多。不是三年五年能够完成的。”

朱翊钧不怕与张居正公开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抑制兼并、爱护百姓，清查人口、田亩，属于是历朝历代都在讲的“政治正确”。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不这么说才是错的。

历朝历代都有皇帝下发“均田令”，要求大户将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底层百姓，远比朱翊钧现在的做法更加激进。

当然，说一套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