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燕京师范大学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
有些来的晚的同学没有座位,就在后排的过道上站着听讲。
石铁生一个人转动着轮椅,来到了讲台中央,话筒的高度正好。
他轻拍了两下话筒,嘈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
“大家好,我叫石铁生,职业是生病,兼职是写作。
今天,我很荣幸能参加燕京师范大学大一新生的迎新晚会。
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
说真的,今天也许是在我的生命中离大学新生最近的一天了。
今天我想向你们分享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三个故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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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是“陕北知青”。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妹妹和妈妈去学校送我,我那时十七岁,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
后来,妈妈和妹妹也要去云南,我从陕北回来和他们一起去云南。
记得我们在昆明玩儿了几天,就立刻返回陕北,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江。
那里和我插队的陕北简直是两个极端。
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叫清坪湾,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
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土壤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
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
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
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
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老乡们的一种盼望。
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
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
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
在燕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
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
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
太阳白蒙蒙的。
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
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
“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
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是绥德人,一肚子民歌,
我和他赶牛上山,便听他一路走一路唱《走西口》、《信天游》。
白老汉心地极善,平时遇到那些串乡糊口的吹鼓手和说书艺人,他“尤其给得多”。
他干过那活,知道他们的难处。
白老汉带着小孙女留小儿过活。
每天晚上,我和白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
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
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
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
白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
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
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
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
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总是没完没了问我燕京的事。
白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1937年跟着队伍一直打到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