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在高加林来到的第一天就向他展示出拒人千里的冷漠。

学生时期，城市的喧哗热闹和他热烈向上的生命同频共振，日常学习和生活始终处在冲天欲飞的昂扬状态里，留在记忆中的多是这座县城浮光掠影霓虹闪烁的虚幻。

当他以一个普通打工者的身份沉到底层，县城如卸了妆的中年妇女面对他的时候，现实便逼迫他快速冷静下来。其实这儿普通人的生活和农村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路面生硬冰冷；房子晦暗陈旧；灰黑树丫在秋风中瑟瑟；就连路上的行人也是漠然呆板的。置身于这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心中泛起的是茫然失措的无助感。

在这里，人与人的交往仅剩下钱与钱的交流，没有一点人情的润滑与缓冲。生活环境的变化把他从有血有肉的人情世界推进了仅剩骨架样赤裸裸的经济社会里。新环境里，他居无定所，没有现成的饭菜，更没有等待的家人，就像一片落叶随风来去飘忽空落。

来之前设想过的种种可能的意外艰难以及出现后的应对方案，都应付不了因没钱而生出的窘迫；凭空想象出来没经过真实生活检验的一切生存预案设想，被坚硬的现实冲撞的七零八落错乱无章。具有浓重农村色彩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几乎都要推倒重建，这无疑是针对自我的一场革命与重生。

老家高家村虽说贫薄，却是种能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式的微循环状态，哪怕没有一点交易行为，自家地里也能长出基本生存所必须的大部分生活用品。地头地沿，边边角角，哪怕几乎不占耕地的一株南瓜；三五棵茄子；几架豆角……都是生活保障。黄土高原的山山水水沟沟峁峁随处都蕴藏着保障生命延续的物质基础。来到一切都以人民币作为交流媒介的县城，无形的压力焦虑像巨石压在心上。在硬邦邦的生存面前，一切浮躁、喧哗、虚冒，都显得有气无力。

想想这些天的经历，不禁让人感叹。在这里学习的那几年，浮在表面没看到深处的真实。等现在他想在这里立足生存下去，县城冷峻的面孔便一览无余地展陈在眼前。

农村生活的日子，虽贫穷，但那里的人和土地都是质朴单纯的，你每天只需思考如何向土地索取就够了。只要不惜力，在收获的季节里，土地就会向你奉上累累果实。身子累，但睡得甜吃得香。

在这里更多的是琢磨人，说难听点是勒索和榨取，不管用什么手段，设法把别人的钱财以某种方式转移到自己兜里。在农村是黑着脸求土；在县城得笑着脸求人。后者的滋味不比前者好受。尽管他不乐意违背良知去迎合世俗，理智又告诉他：来到县城就必须进行一次由农村到城市脱胎换骨般带有一定痛苦的转变，只有适应才能生存下去。

要生存就要谋一份活计，可干点什么？又能干点什么？来了都四五天了，还像只无头苍蝇满城瞎撞。从家里带的黄面馍也吃的差不多了。为了省钱，他不敢住旅馆，只能在汽车站候车室对付了几夜。

他发现，表面上熙熙攘攘杂乱无章的县城其实具备精巧的自我平衡能力。每幢建筑、每个部门、每条街道甚至每个人都有相对固定的功能和具体位置。一个面皮摊有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一个清洁工有着明确的责任路段；一辆公交车有明确的行驶路线；就连一个厕所基本也是熟悉的面孔光顾。每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岗位上维持着这台大机器的运转。他现在想找份工作，就是想在某一微小的局部短暂打破这种平衡，自然会受到这份平衡的排斥。

曾经对人生的美好期盼与规划设想在生硬冰冷的现实逼迫下，不得不一次次做出妥协退让；屡屡降低标准的人生目标现在已矮化到为满足最基本的温饱而坐立不安。

让他没想到的是，曾是心中一方圣地的县城，在他面临生存危机，想讨得一条活路的乞求拒绝的这样生硬彻底。

这天一大早，高加林来到城东劳务市场。

离老远他就看见已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这种路边劳务市场是自发的无意识的，生活的逼迫，改善生活质量的渴望萌生了人力市场，来到这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希望在哪里，只能默默地等——等待着那个不确定的雇主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来解除等待中的焦灼。

人们的工具也五花八门，基本都是干粗活才用到的农具之类。也有瓦工木工用到的一整套工具，都装在一个大木箱子里。还未揽到活的空闲里：吃饭的、抽烟的、打牌的、交流和雇主周旋经验的、议论工钱的、讨论国家大事的，不一而足。

高加林抱着铁锨空杵着。

习惯了打工生活的老油条们精神的放松与豪放洒脱强烈压迫着他的怯弱不自信。他忽然莫名地想起古代青楼上的烟花女子第一次接客时的害怕紧张。杵在人力市场上叫卖自己比前些年到城关集上卖白面馍更加难堪，那次有巧珍替他解围，现在不可能再有那样的幸运，只能硬着头皮干耗。接下来揽工汉们抢活的一幕让他见识了底层生存竞争更接近动物本能——直接又暴力，彼此的倾轧与排斥都懒得有一丝哪怕是象征性的伪装。他一下子从人的世界跌入到动物界，面对这样难看的吃相，他恶心的直想吐。但这就是现实。在底层，人的动物性更加真切立体，所有的丑恶扭曲都会被放大，在这里绝不会有恭敬谦让，不择手段成为本能。

一个骑摩托车前来雇工的中年人还未停稳，便被一哄而上的揽工汉们团团围住，很像一大群屎壳郎突然发现了一坨新鲜的粪便，马上便是一阵嘈杂，无非就是一大堆推销自我的理由，也不管雇主听不听得清楚，只管说就是，比的就是谁的嗓门大，这也算是舍我其谁的一种气势吧。

高加林也被推搡着拥到跟前。他憋了好一阵才蹦出一句：“请……请问，你有什么活吗？”

刚说完他就后悔了，他甚至怀疑刚才这句活是否送出了牙门口，声音小的连他自己都没听得见的自我叫卖，能引起雇主的注意？在那些几乎是嘶吼的大嗓门面前，这句女性样的嘤咛立即被淹没的无声无息。这不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揽工汉在强烈求生存欲望下迸发出的呐喊，倒像是自尊遭受蹂躏后从内心深处逸出的一声呻吟；这也不像在和一帮粗野的揽工汉们进行有你无我般的生存竞争，更像一名高级女白领在高雅整洁的接待室里与服务对象的客套。

他被自己这句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学生腔臊的满脸发热。幸亏声音小，没人听见，其实也没人在意他的窘迫相。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雇主身上，才没谁在意他的什么狗屁难堪不难堪呢。

就在心神因自责稍一分散的眨眼间，他被混乱不堪的人群挤到了外围，连那个雇主的头发梢都看不见了。

他明白，这次机会因为迂腐放不开脸皮而错失了，这一轮竞争才刚开始，他就败下阵来。

高加林神情沮丧地走到一边蹲下来，摇头叹气。

那边还在团粪球一样“嗡嗡”着。又一辆油光锃亮的摩托车驶来。这人四十来岁，留着板寸头，戴副墨镜，一只脚斜蹬地，另一只脚还在车踏板上。他扭着身子打量着这帮揽工汉。财神再次光顾，不知幸运又能降临到谁身上。

高加林接受了上次教训，这里没有温良恭俭让，有的只是大自然的铁律：强者生存。

于是他以饿狗逮兔子的速度蹿到那人面前，为了给人豪爽干练的印象，同时也示威似的告诫旁人：老子要揽这单营生，不要来撬墙角，识趣点，离远点！他故意拔高了嗓音。

那人摘下墨镜，打量着眼前的后生：“猴娃子，你几号人哩？”

高加林不知他问这个啥意思，顺口说：“就一个，不过我有力气，能吃苦，你不亏哩。”

他晃晃粗壮的胳膊。

那人一仰头，满脸的不屑：“我家娃要娶婆姨，打算重新收拾房子，你一个人得干到猴年马月，看你空手吊脚，不咋着调。”

一看这人有些不鸟高加林，又一人贴上来，把本就耷拉的两道眉毛放的更低；一对小眼睛被挤起的皱纹圈住了大半；黄里透黑的大牙一呲，脸上堆满笑，圪柳着身子，给那人递上一支烟：“哎呀！老哥，家里闹红火这脸上都挂着喜气哩！来……来来，我给点上，先给老哥道个喜哈。”

高加林一看他那讪皮搭脸溜沟子样，打心里替他害臊。

“操！溜光锤子货！”他暗暗日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