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须切实联合码头、机房工人和海员等作消极抵制和秘密侦查工作，但不可作有形式的检查和罢工。

10、如与行商发生纠纷，由民众仲裁机关判定，条例另规定；11、奸商惩戒，简章另订。

12、开办和维持费用，由民众团体和行商捐助或筹垫。

13、罚款一律存储，备慈善事业之用。

14、对日经济绝交期间，由全国抵制仇货委员会根据外交形势规定一切，各地务须一致。

15、其余未宣布事宜，由各地酌量办理；“注意严守秘密”。

基于以上应对方案看，国民党期望通过民众运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统一步骤紧跟外交形势，要尽最大力量打击日本经济，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如指导民众抵制日货。在宣传，外交上寻求国际同情，打击日本外交形象。但又维护本国经济和民生，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同时避免罢工等“过火”行动。在这当时，是中国打击日本最佳最可行的办法。也很快得到全国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响应。

但是由学生运动为主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检查日货等行动，给社会造成很大不稳定。影响民生。故5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过决议，严禁学生罢课游行及检查日货。同时令各地警察协助反日会开展抵货工作。（8）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立即停止同盟罢课或示威及日货检查等，一切反日运动必须听从中央的指导。

早在1928年4月23日，上海各团体就率先发表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言，发出了全国民众的反日运动的先声。5月6日，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提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进行反日宣传，并向日方提出3日内撤兵之要求；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在继续北伐的同时重视对日交涉，立即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从7日开始停课3天，参加反日宣传。1928年5月9日，天津，宜昌，南京等地民众举行游行示威。

在国民党领导下，5月7日全国首个反日会在上海成立后，反日宣传和经济绝交运动遂蓬勃发展。

在国民党上海市党委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的主持下，6月13日至20日进行反日宣传周活动。（11）南京，广州，南昌，天津等地也陆续成立反日会，外交后援会，经济绝交委员会等反日团体。至此，全国性反日组织开始成形。

1928年6月26日，上海反日会第13次执行委员会决定筹备全国反日大会，并以上海反日会名义电请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及各地反日会选派代表，正式开始准备工作。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7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上海首届全国反日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市党部具体指导了这次大会，陈德征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并主持了大会。在当天的正式大会上，原则上通过了两项议案：一是根据经济委员会的提议，拟制日货和国货对照表，以此制定经济绝交标准；二是通过全国经济调查，为提倡国货运动做准备。

7月31日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告全国民众及世界民众声明书，主要内容：经济上促进经济绝交，积极提倡国货，向中央提出关税自主宣言，主张减轻本国产品的关税；政治上对妥协的外交交涉加强监视，反对妥协，修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日本立即全面撤退。

与此同时，5月1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同日本断绝经济往来通电。主张团结一致对日，并决定积极进行对外宣传的同时促进经济绝交。5月11日，上海反日会成立经济绝交委员会。5月17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上，通过《经济绝交进行大纲》，由此开始，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

《经济绝交进行大纲》规定：以5月16日为准，除一些必需品外，所有日本商品一律不许进口；已经进口的日本商品，必须于5月31日以前，到检查委员会登陆，同时以交纳一定救国基金（一般为商品价值的50%）为条件，发给流通贩卖许可证；取消全部进口合同。如有违背上述规定而私自贩卖日货或者代理贩卖者，即按奸商处理，并公布名单，同时作出向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通告限制其公民权的制裁规定。

5月24日，上海反日会成立检查日货办事处，26日起开始登记日本商品和收缴救国基金。并组建了工商学联合检查队。至1929年，中日有关济南惨案的外交交涉正式开始前，检查队揭发并没收了很多未登记日本商品。并收缴不少救国基金。

9月18日，在全国反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中，明确中国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资料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允许部分出口日本。除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切日本商品均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需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而各商店在济南惨案前库存的日本商品，货主必须到反日会登记，并缴纳救国基金后才能出售，未登记的日本商品，一经查获一律没收。

上海反日会还制定《惩儆奸民办法》，对违反抵货规定者，用木笼陈列，停止公民权，金钱惩儆，名誉惩儆，信用惩儆等五种惩罚。全国反日会参照上海反日会的办法，也制定了《惩戒奸民条例》对违反者，采取名誉惩戒，公权惩戒和金钱惩戒。不过部分地方反日会，另立办法。如将贩日货商人装入木笼和游街示众，上海，南京，汉口，北平，天津等均在冲要地点设立木笼。仅1928年12月至翌年2月，上海被罚站木笼者多达26人次。特别是沪商龚芳来被罚游街，引起了国外内广泛关注。

天津继上海后，成为北方反日活动的中心。天津总商会，天津总工会，学生为中心的天津特别市反日会，发出抵制日货运动，除积极宣传外，还检查日货，要求市民不到租界购买日货，提倡国货，警告国货商人不许乘机抬价，并制定了抵制日货务项规章制度等主要内容。从1928年11月开始调查日货并登并，并对认证的日货商品按其价值征收90%的“救国基金”费。至1928年底计有221家商户的日货被扣留，反日会将其存5个仓库，造册验收。

天津的抵制日货，引起了日租界的大举戒备。不仅将租界各路口封闭，仅留四处通行，还增兵，设置电网。1928年12月14日，天津日本商业会议所召开职员会，向日本政府要求“对于违反国际间的法规惯例并世界公道的狂妄不能漠视之；对于在经济上残忍破坏自然组织和统制的暴行，在当地生存上也不能旁观，因此此时应促请中国官宪深刻反省”。

北平特别市反日会成立于1928年10月27日，其常委虽身份各有不同，但都来自于国民党北平党部职员；市政府，市党部每月分别补助该会300元，100元，反日会成立时中央党部另补助500元。

1928年5月6日，国民党中执党务委员会制定促进国货生产，排斥日本商品的方针。中央宣传部队叶楚伧就明确表示，奖励国货生产和对日经济绝交是非常重要的对策，这也是中央的立场。面对日本政府及各驻华领事馆的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取缔反日运动，仅表示“已令禁止反日运动，并保证彻底‘取缔排日’运动”。

1928年5月12日，日驻福州领事西泽义征因日轮进口无人卸货，向福建省政府交涉，省政府答复此系民众自动，当局不予负责。5月27日，日驻南京领事冈本地策请外交部禁止南京张贴反日标语，取消反日后援会，取缔各地反日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驳复”。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抵制，沉重打击日本在华贸易，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1928年9月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召开的九七纪念会上，以报夫工会的名义发布拒绝邮递《顺天时报》的宣言，号召市民勿在《顺天时报》刊登广告，勿购《顺天时报》。北京各界济案后援会认定《顺天时报》为日本文化侵略之工具，号召各界厉行抵制，结果导致该报发行量骤减。翌年9月，北京反日会已经遵令撤销，但报夫工会依旧抵制《顺天时报》，认为“顺天时报一日不倒，中华民族一日不安”。《顺天时报》事件的发生，反出当时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激烈程度。使该报的发行量也由1927年日17000份降至1929年3000份，以至1930年被迫停刊。

当时的《申报》报道，据日方调查至1928年7月，日商仅棉类损失达600万元，糖类损失150万元，杂货类损失250万元，总计已达1000万元之巨，而8月份因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合同所受损失尚未计入在内，因此日本“所受影响，至为重大”。

抛开其他客观因素，抵制日货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在华航运势力，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如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指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斗争，为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