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痛骂，怒斥强盗。但这帮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强盗先将张麟书耳鼻割下，又断其腿臂，血肉狼藉，不成人形！日本侵略者仍不放手，又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拽出屋外。蔡公时被第一批拖到交涉署院内，枪声一响，可怜蔡公时正值英年，未见国家统一，竟牺牲在倭寇的乱枪之下。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1928年5月4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

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残杀中国军民多达千人。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酒井隆借机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二十多倍。国民党军全部撤出商埠区。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扩大事态，不断增兵济南。

5月8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猛烈攻击，守军退守内城。自9日开始，日军大举进攻内城。守军浴血奋战，死伤惨重，11日奉命撤离。日军占领内城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恶令人发指。

蒋介石一味忍耐，连连派出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本轰了回来。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日本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想先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逼他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日军控制华北大片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于是他整顿了北伐军，拉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蒋介石、黄郛等从济南逃出后，来到市中区党家庄住下。梳洗己毕，急忙修书一封，送给日军：“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事前。”

福田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顾问佐佐木，得到蒋介石的传话：“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现接到这封来信，才知道蒋介石改道北上，继续北伐，并得悉已离开济南，急得顿着脚咆哮道：“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蒋总司令阁下：贵总司令屡违对于中外之声明。此次由贵部下之正规军实现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平加诸帝国军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损害，以及有关毁坏国家名誉之赔偿等，虽有待于帝国政府他日之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然敢对贵总司令要求左列事项：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盼右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

北伐军将领见到这个最后通牒，简直把北伐军当作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大都气炸心肺；但蒋介石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并不满意，他横眉怒目回答：“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福田彦助蛮横地赶走派去的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