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老高见！”吏部贺尚书笑道，“他要是干得卖力，干得好，咱们就说他外饰儒袍，其实内藏法家阴骘之心，其实是个刑名法术的刀笔吏。他要是干得不好，咱们就说他，其实是个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干的碌才”。

“就是这个意思”，温体仁笑道，“您是太宰，执掌吏部，考核官吏，还不是您来。到时，上个折子，老夫在内阁票拟支持一下，陆扬这小子，便算是完了”。

在大理寺的签押房里落座，陆扬心中感慨不已。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弘治以后，只阅案卷，囚徒俱不到寺。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也就是说，大理寺的工作，主要是给刑名案件，把把关，做最后一道审核，同意的，具狱发遣，不同意的，则驳正。同时，它是书面审，而不用像后世法院那样听控辩双方来回质证、辩论，搞什么开庭审理，而只要看看卷宗即可。如果有重大案件，则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会审，相当于三个机构搞联署办公，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审理重大案件。

刚来到大理寺，便有案件，报了上来。陆扬拿着卷宗，看了起来：原来是京畿附近，有一名叫刘孟卿的秀才，早年丧父，对于寡母，平日里极为孝顺，偶然的一个时候，他母亲周氏强行从族人那索要了一些钱财。刘孟卿认为这些是非应得之财，不可收用，于是劝母亲周氏退还，但周氏不同意。于是，刘孟卿凑了些钱，私下里将钱财退还给了族人，此事后来被周氏得知，他认为如此一来，自个儿会被人耻笑，气得吊树而死。此案，由县、府、提刑按察使司审后，依照大明律中的违犯教令条目拟绞，提交给刑部，刑部在说贴中批示：违犯教令且致母自尽而死，依律拟绞，并无不当，照准。

看罢此案，陆扬叹息不已，后世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有一个儒家化的过程，开始，总觉得儒家化应该是温情脉脉的，总比法家那种冷酷的理性主义好吧。没想到，将儒家教条法律化，也有恐怖的一面，法律的儒家化其实也是一个儒家的法家化的过程，还真应了清代戴震的那句名言酷史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陆扬暗忖：常言道，法律乃最低限度的道德，一旦将所有的道德都法律化，那岂不是将道德给强制化、无限化了，最重要的是，岂不是将道德给僵化了？！法律与道德，毕竟是不同的，拿这个刘孟卿的案子来说，如果是个道德问题，没有人会说他是不孝，可是，一旦变成法律，法律是很僵化的，只要违犯教令且致母自尽而死，便是拟绞，没什么商量余地，县、府、提刑按察使司、刑部，都在卷宗提了句其情或有可悯，但判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判了绞，可见律法的无情与僵化。有念及此，陆扬提笔，在卷宗上，写了个大大的驳字。

既然驳了刑部的拟判，自然不能不有所说明。不过，陆扬毕竟是个现代灵魂，虽然在大明已经待了这么些年，但在大明律方面，自然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于是，陆扬找来几名寺丞、评事，让他们协助，合议一番。然后，陆扬再亲自动笔，写下了驳辞，在符合大明律的基础上，表达了陆扬自个儿的看法：

“有违正命，致令父母自尽，自属背礼违法，罪有应得。至于不从乱命，则不然，不可目为违犯教令，刘孟卿事亲极谨，对于尊亲之失，慨然而谏，谏而不从，私而改之，不但不违孝道，反而深合儒门事亲之道。刘母之命，本乱命耳，自不便照违犯教令而拟刑。董子曰原心定罪，本朝律例，乃太祖高皇帝钦定，以太祖之明，又岂有拟判孝子入罪之理？！惟其母之死，究由该犯私还钱文所致，衡情酌意，照违犯教令而减等拟罪，本寺拟改判杖一百”。

陆扬这份驳辞，按现代法律概念来说，基本意思即：犯罪嫌疑人刘孟卿没有犯罪动机，不构成违犯教令的罪名，同时，从立法原意来看，大明律的立法者太祖皇帝，也绝对不会如此规定，生硬地将刘孟卿违反乱命等同于违犯教令，绝对是违反太祖本意的，也不符合大明律教化万民的目的。

此驳一出，没想到，刑部倒是没啥意见，刑部尚书王在晋与陆扬有些交情，大笔一挥，同意改判，如此一来，陆扬在大理寺甫一上任，便建立了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