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制《猗兰操》赐给廷臣，谕以荐贤为国之道。

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治机构，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时期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

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

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

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

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为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停止工部采木。

颁发宽恤之令，省灾伤，宽马政，免除各类积欠。

招抚流民，免除赋税和徭役一年，停罢朝廷的采买，减官田旧科十分之三等，又戒谕法司减少刑狱。

六月，明宣宗修预备仓，出官钱收入粮食以备荒年。

六月，遣官到近畿地区扑杀蝗虫，并下谕户部，往年捕蝗的使臣对农民的残害不低于蝗虫，户部应该知晓这个弊端，因此作《捕蝗诗》示之。

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

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

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

并于同月下谕礼部，认为官田赋重，应该十减其三。并戒谕各部贯彻施行。

六月，停罢中官入西北边境卖马的政策。

同月，明宣宗作《官箴》三十五篇，以约束警示示百官。

秋天，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

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对外方面，宣德五年（1431年），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

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

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

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着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视朝，命群臣在文华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镇。

同月崩于乾清宫，遗诏国家重务都由皇太后张氏处置。

当时外廷传言，张太后欲立襄王为新帝。

张太后立即在乾清宫召见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宣布太子朱祁镇为新皇帝。

杨士奇等人都呼万岁，张太后立襄王的言论才得以平息。

朱瞻基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成祖时期削藩不彻底的遗留问题。

明宣宗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

汉王朱高煦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

早已准备就绪的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汉王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

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高燧惧，奏请交还常山中护卫。

群臣纷纷上奏，请求将朱高煦明正典刑。

朱瞻基不许，还把弹劾奏章给朱高煦看。

朱瞻基将朱高煦父子废为庶人，关押在皇城西安门内，还亲自把平息朱高煦叛乱一事编写成《东征记》，昭示群臣。

逆党王斌等人伏诛，同谋伏诛者六百四十余人，因故意放纵和藏匿反贼而被处死或戍边的计一千五百余人，发配到边远地区的计七百二十人。

后来，朱瞻基去探视朱高煦，却被朱高煦故意绊倒。

朱瞻基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扣住。

朱高煦勇武有力，竟将大缸顶起。

朱瞻基又命人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炙死在铜缸内。

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杀。

此后，楚庄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肃康王瞻焰相继交还一至二护卫。

诸王护卫军被削，此后不再增设。

藩王失去军力，难以再谋反乱。

宣宗进而颁布禁令，对诸王权力多方限制。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制，势难变改。诸王经多方控制，失去军政权力，或寄情诗文，优游自处，或广置田产，货殖经商。诸王子孙繁衍，多成豪富。

明王朝每年还要给与宗禄和赏赐，也是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

宣宗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需要，不惜破坏用人制度。

《万历野获编》中云：“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

捕蟋蟀与军中取首级为同等功，可以取得“世职”，竟成为升官发财之道，被后世戏称为‘蛐蛐皇帝’。

宣宗对藏僧的滥封现象就更为严重，不仅有大国师、国师等封号，而且还有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