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记得在原本的历史上，袁崇焕巡抚、督师辽东时，对辽镇进行了大规模的军营改制，号称购置了数万匹马，加上原先辽镇就有的两万匹马、骡子和骆驼等运畜，关外账面上总计有八万匹马。

实际上有多少马匹不得而知，只知道崇祯二年打北京保卫战时，辽镇只有一万多骑兵，崇祯三年收复遵永四地之后，辽镇的马匹缺口扩大到了三万多匹。

入寇的八旗和抢银行的劫匪差不多，明末的类人生物就指着这个报坏账。

李昊不关心这些腌臜事，他只知道自己得为扩充骑兵规模做准备，借大明势力先扩招自己直属兵，同时撺掇辽镇购置更多的军马。

等到扯旗造反的时候再抢过来。

明末这个时间段里，有骑兵和强大运力的一方势力，才能有野战和攻城战的主导权。

烛光飘摇，坐于主座之上的袁崇焕闭目长考，过了数息才睁眼道：

“以骑制骑确为上策，但车营不可全废，守土之责全靠车营，当一边新训骑营，一边缓慢裁撤车营。万历四十年前后，太仆寺每年拨付给辽镇的马价银就达十一万七千余两，辽事初起后，马价银更是涨到了二十二万两左右。辽事每年花费朝廷五百余万两银子，可不能再增加了。

蓟镇那边安稳无事，可裁撤蓟镇兵马，所省粮饷用以增加辽镇骑营。东江也是如此，每岁空废三四十万粮饷，至今未复一地。我今晚就写奏疏，先奏报了李昊将军阵斩代善鞑酋的大捷，然后将车营改骑营、战法改变、减裁两镇的相关事宜一一回禀。”

这话说的公忠体国、冠冕堂皇，话里话外全是为朝廷节省开支，将粮饷使在刀刃上的意思。

可李昊自己猜测，应该是天启皇帝对袁崇焕信任不够，以至于袁嘟嘟不敢申请增加辽饷。

孙承宗在辽东能大把撒银子的原因很复杂，天启年是因为孙承宗出任过大学士，是阁老出身，当时内阁有史无前例的六位阁老，其中两位依附阉党，孙承宗、韩爌两人算东林盟友，东林、阉党对半开，还有一位明确的帝党阁老，孙承宗也算帝党，因此能在党争倾轧之下，能调动大量朝廷税银、卫所军士去建设关宁堡城防御体系。

之后的天启四五年则是因为东林党被斗败，东林一方的叶向高、韩爌两人先后被罢，支持叶向高的朱国桢也被魏忠贤弄倒了，孙承宗在朝中没了多少支持，他自己也有隐退之意，于是在柳河之败后辞职归去。

祖大寿当即表明支持车改骑的做法，“李忠烈公纵横辽东二十四年，就是以铁骑为凭借手段，援朝之役后，辽东仅存五千余骑，建奴便是那时候崛起的，可以说，骑兵多寡决定了辽东安危。”

李忠烈公便是李如松，支援朝鲜的那两仗，先后耗死了大明的两万多匹战马，李如松战死的时候辽镇仅能动员五千左右的野战骑兵，作为九边之首的辽镇就此衰落。

但衰落不是完全没了野战能力，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李如松战死后一年，辽镇苑马寺在册的马骡等畜牲总共有四万多匹，在建奴兴起之前还勉强能稳住形势，等到几场仗送干净了野战兵后，辽事也就彻底败坏。

“十三个骑营，那就是两到三万人，战马怎么也得四万匹，怕是举辽镇之力，也供养不起。一匹可堪野战的战马，每月所需豆料草料要将近一两五钱银子，能跟一个家丁的饷银相当了。”

有一位名为邓茂林的将领表示反对，此人出身京营，所领的都是客兵，和九边将门不是一个来路。

这种京营来的人一般会在几年内调回去，他的意见其实没啥参考价值。

但因为出身好，兵部和都察院的那些官老爷们更喜欢听他的话，而不是辽东或者九边出身的将领。

“豆料需要南运，可草料关外也能解决，由屯军自己饲养军马，养马的花销其实和一个营兵差不多。”

李昊右手侧一位将领回话，李千总不认识此人，转头询问左侧的何可纲。

“此乃吕应蛟吕游击，是保定右卫出身。”人中处一缕八字胡的何可纲给李昊小声解释。

袁崇焕一直盯着右边的武将们，瞥见自己中军守备何可纲在和风头正劲的李昊窃窃私语，于是问道：“承梁、天穹两位老弟，你们在说什么？”

承梁便是何可纲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