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出身参狼羌的武都氐人首领之一，毛兴在周边相互联合的诸胡部中所拥有的权力，甚至还要超过身在长安的大秦天王苻坚，除了统帅军队之外，还负责征税、审判等行政事务，更身兼主持大型宗教活动的大祭司——释比。

羌人的释比往往是酋长兼任，这种文化源自对自然和祖先的原始崇拜，婚丧嫁娶、占卜医药，都离不开，而各个氏族的知识与历史的传承，也是由释比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

这一年的立秋火祭，因为雍凉地区连续发生的灾异，被格外重视。祭祀当天，毛兴身着大领博袖的黄、黑、白三色麻布礼服，头戴由五瓣山尖形牦牛皮组成的山形冠，手里是头羊皮做的皮鼓，穿上这套具有高贵、庄重及神秘象征的装束，就意味着他获得与神、鬼沟通的职能，即神明的代言人。

肩背痈肿好转的吕隆，耐不住身边亲长与僮仆的连番念叨，都劝他参观祭礼，也好彻底祛除病秽之气，只得赶来凑个热闹。

实际上，吕隆疾愈这事，却是自姑臧徙来枹罕的医家诊治精湛的缘故。

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吕隆仅是遵从医嘱，佩戴填入蒲黄的香囊，多在庭院散步走动，日常饮食中，增加了正当季的甜瓜、蕹菜，听得他一头雾水的内热外湿之症，没过几日，肩背上的肿痛就已消退。

甜瓜即香瓜，蕹菜即空心菜。汉初，故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长安青门外，青门瓜、东陵瓜，亦指甜瓜，辛追夫人、海昏侯刘贺两座汉墓中，也都发现甜瓜籽。

能在荒凉的边陲军城寻得良医，这其中的渊源，又与西晋末年至前凉时，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有关。

前凉太祖张轨，曾为同郡朝那人皇甫谧的门生，皇甫谧的曾祖父即平定黄巾的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谧少年时，安定皇甫氏已逐渐衰落，他随叔父徙居新安，时值战乱，嬉游度日，至二十出头才发奋读书。皇甫谧四十余岁时，因患风痹，遂钻研医学，并撰集了《针灸甲乙经》，被誉为“针灸鼻祖”。晋武帝司马炎数次召皇甫谧出仕，都被他婉拒，后来还着有《笃终论》，来反对当时所流行的厚葬风气，死后也遗训子嗣，择不毛之地，将其简礼薄葬。

皇甫谧的另一门生，京兆长安人挚虞，与潘岳、左思、陆机等人并为二十四友，也是西晋“太康文学”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永嘉之乱时，皇甫谧的儿子皇甫方回，前往荆州避乱，在府城外避人独居，以养蚕耕种为生，极受南方士人敬重。平定杜弢起义时，陶侃被王敦表为荆州刺史，在职期间曾多次前往皇甫方回隐居的地方拜访，都极尽礼遇。不久后，王敦听从参军钱凤建议，在陶侃前去谒见时，将其扣押并降为广州刺史，以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而王廙到荆州后，大肆诛杀陶侃任命的将佐，向来被陶侃敬重的隐士皇甫方回，也被其找借口杀害。

王廙的侄子，其兄长王旷之子，即世称王右军的王羲之。

与皇甫谧、皇甫方回父子为同族的皇甫典、皇甫真兄弟，皇甫真先后受到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四代人任用，直至前燕灭亡，归顺前秦。皇甫真的兄长皇甫典，则是在关中出仕苻坚，皇甫典之子皇甫覆，又是吕隆祖父吕婆楼任太尉时的故吏。

王猛初次领军时，与杨安、姚苌等人率众二万南攻荆北，此时桓温向东移镇，其弟桓豁代掌荆州履新不久，因先后调派朱序、桓罴率部协助平定汉中的司马勋之乱，导致沔北地区兵力空虚。于是，在已经南下襄阳一年有余的释道安情报支援下，王猛先攻入南乡郡，再佯作进攻新野，从丹水南岸、郡治南乡县西南的安阳掠民万余户北还。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改南乡郡为顺阳郡，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又改回南乡郡。王猛掠取民户的安阳，位于汉水北岸，再往西不远就是楚文化的发源地——郧阳，因地处汉水中段，楚国在此置汉中郡，秦破楚后，汉中之名才北移。

郧阳在汉水之北，为古郧子国之地，屈原在此写就《离骚》、《天问》、《渔父》等名篇，孔子亦是在此听孺子唱“沧浪之水”歌而有感怀，南岸有武当山、神农架。

当时的关中，屡遭战乱，民户匮乏，前秦在渭北所设诸护军，就是民户不足，将土地用来安置徙居长安的胡部，划分各方部伍，实行军事管制。诸胡大多不擅耕种，三辅又坞堡林立，抗税拒役时常有之，即使是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仍然供给不敷。

而被王猛掠取到北方充实三辅的民户，多为各地逃入郧阳山区避难的流民，青壮男女占据大半，还有不少医者、工匠。当时最出名的流民群体，要属黄河南北的乞活军、江淮前沿的流民帅，这些难民集团由于缺粮，流动就食，所到之处，扰乱地方，多遭排斥，各地官吏又无力赈济、安置，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陶侃参与平定的杜弢起义，起因就是巴蜀流民逃难到荆、湘，屡遭官吏、土民侵害。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湘州刺史荀眺，欲以叛逆为名杀尽流民，流民约五万家被迫反晋，推举时为醴陵令的蜀郡成都人杜弢为首，攻打长沙，后来南破零陵、桂阳，东侵武昌，杀死诸多晋朝官吏。期间，杜弢几次想要投降都被拒绝，即便后来司马睿接受他投降并大赦，但前线的晋军将领为获取军功，仍对杜弢所部穷追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