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观众都是来聊闲的，都只顾着聊自己的吃自己的，没人理会台上干什么，那唱个教学版都算勤快的 ，原本八句唱立刻就掐一半，开头结尾呛嘁嘞tie走~念白也减词儿。

比如说原词‘拜见相国，相国红光满面身体康健，实乃是我朝之福~’，然后相国得回啊，‘大人谬赞了~’，这是表示个高兴，结果他就来一句‘拜见相国~’手一甩一透袖这段儿就过去了，连对家儿的戏都掐了一段，至少早下班十分钟。

你们话剧，不能这么玩儿吧？”

罗长英一拍大腿：“那肯定不行啊，谁要台上改词儿乱了节奏那不得被导演骂死，而且这名声要传出去，以后就别想干这行了。”

这确实是问题，但事实上，随便改词儿的大部分都是民间团体或者草台班子，真正上大舞台，国家级的剧团，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是反复斟酌，里头并不仅仅是音乐、艺术的问题，话剧团其实也是一样的，罗长英所在的剧团只演经典，还不改词儿，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改，而是改不得。

实际上民间自营的话剧团，或者一些地方上小剧团，台上临时抓词儿的情况也不少，很多地方上的小角儿，就是靠这个吸引观众二次观演呢——同样的剧，每次来都不一样的词儿，就是让观众老爷看见咱的能耐，他们才能捧啊。

罗长英未必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她的身份，却不能让她赞同这种事，国其聆家业再大，得运社再怎么红火，那都是民间艺术，尺度是完全不同的。

就只一点就能拿的住罗长英：得运社的段子可以针砭时弊，最起码寒碜寒碜男足那是喜闻乐见，民众呼声，民间舆情，但是罗长英要是说男足一个不字儿，那就是滥用职权，盲目发声，言行不检——她的行政级可没高过国家队，更不要说管着队务的那帮人。

这些事儿，在场的年轻人里大约只有国其聆有所领悟，张琪是个眉眼通透的，学识足够，又有相关专业学习背景，能想到几分深处，其他能有类似眼光的，大概只有邹协和作家俞文石。

党亮的芯儿里是个老妖怪，不能等列，邵琛红地位足够，可是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和这种环境格格不入，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让她融入氛围是非常难的——关键是她也选错了入手角度，在场的人，没有人能对她进入这个环境做指引。

国其聆说的这些，更是和她不在一个世界：话剧的金融性十分弱，和电影、歌曲比起来，毫无存在感，从业者也不光鲜，如果没有其他身份，那邵琛红举办的慈善晚会是绝不会有话剧界人士的。

所以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都是年纪轻轻的，谁也没有去看戏曲的爱好，敬着国其聆也是因为他应个名儿的还是得运影业的少东，自身的影视作品也不少，观众缘很好，私底下在业内名声大致上也是正向的。

党亮并没有就着国其聆已经跑偏了的话题聊开去，而是硬生生的又扯了回来：“所以说嘛，只要有观众就开台。日常还要练功，授徒，还要应付权贵，因此过去的戏子是很累的。这么劳累的工作，大部分艺人只要没有意外，普遍的七十岁。如今八十岁的那些前辈，其实就是从不好的时代长起来的，九十多岁的还有呢，你就说长寿不长寿吧。”

龚萱还是有些不服气：“流行歌曲才有多少年啊，都没有七十年吧。”

俞文石摇了摇头：“倒也不能那么说，流行歌曲不比京剧年轻多少，京剧是乾隆末年地方戏团进京，各大地方戏曲班子为了让权贵们听得懂，融合京城的腔调，才开始有了苗头，等到真正成型，成为完整艺术，差不多要到咸丰年间了，真正名扬天下，那是同光十三绝了，没过几年那朝代就亡了。

宣统退位差不多二十年，就已经有歌后了，当时上海还有歌后排行榜，相当厉害。好像当时有七大歌后，后来因为战争有三个都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