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政府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早期表明了立场，保留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利，因为，在华夏和日本的这场战争中，华夏遭受到了最多的损失，其中包括一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在日本军队的入侵中遭受到的超过五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然而，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华夏政府改变了立场，华夏特别军事法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副审判长袁光和廖承志汇报时曾经提出，鉴于德意志国已经为之前的入侵战争做出了巨大赔偿，苏联也在华夏的东北地区没收了日本的资产和财物，因为，华夏特别军事法庭也应该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向华夏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华夏政府对赔偿问题的回应，是华夏放弃对日本的索赔是更好的处理方式，因为在华夏政府看来，如果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战争赔偿的话，那赔偿的负担最终是落在了日本人民身上，而不是日本政府的身上。

如同在对日本战犯的量刑政策上一样，放弃赔偿是华夏对日本的宽宏大量的政策的一部分，为了两国的友谊，华夏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以德报怨。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决定让华夏的受害者们所享有的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利被忽视了，赔偿这一权利不仅仅是通过货币价值来进行衡量，同时，赔偿权利也是恢复性司法中极其显要的部分并且对和解进程有着重要作用。

二战后成立的纽伦堡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启了国际刑法的实践，在国际法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更是在开启国际刑法的实践、确立国际法上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官方身份不免责等方面对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审判的错误也不容忽视，尽管舆论和盟国中有很多惩罚日本裕仁天皇的要求，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美丽国军队占领日本本土，审判日本裕仁天皇的要求也引起了盟国对日本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了日本政府日益加重的砝码。

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对日本裕仁天皇加以审判的话，那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占领计划就必须作大的改变，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如果起诉日本裕仁天皇，那必定会在日本国民之间引起非常大的骚乱，造成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

要知道，日本裕仁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审判日本裕仁天皇，那日本这个国家也就彻底瓦解了。

对日本裕仁天皇免于起诉，是美丽国的独断决定，盟军驻日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上将的决定是根据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加剧日本民众的反抗和稳定盟军在日本的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