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朕就把话放在这里了，往后科道要再敢玩弄舆论、颠倒铨政，票拟该驳就驳，批红该保就保，要什么都听科道的，今日上任，明日革职，后日起复，那这大明还有天理王法吗？”

“照这样下去，往后这谁来作这大明天子，恐怕也要看他们的脸色，朕这个位子，干脆也送给他们科道选出来的人得了！”

这一句话可谓是直击要害，在场诸人被唬了一跳，顿时连连磕头。

“皇上息怒！”

皇帝见状，这才满意一笑，吸了吸鼻子道，“好了！都起来吧，朕还有三大殿营造图纸要看，你们还有什么事儿，趁现在一并说了吧。”

魏忠贤左右一看，见其他人都缩头作鹌鹑状，只得自行拱手道，“奴婢还要请旨，倘或科道因辽东人事铨选而弹劾内阁，内阁为了避嫌，必得或是待罪在家，或是上疏乞退，那……”

朱由校虚虚地猛一挥手，“天启四年会推晋抚时，魏广微便已献‘分票’之策，既然厂臣以为科道弹劾会有碍内阁公务，那就‘分票’！”

“这票拟的票一分，责任也就跟着分了，即使往后有科道弹劾，那四位阁老总不至于无一幸免，全部闭门待罪嘛。”

天启年间的“内阁分票制”，是相对于从正统朝至万历朝的“首辅秉笔制”而言的。

终明一朝，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中还是完全受到皇权的牵制的。

在首辅秉笔制下，内阁辅臣在名义上同进共退，无论是“票拟”还是“联名公揭”，都由首辅执笔，代表了内阁内部的一致意见。

凭此制度，内阁往往能够一定程度上对皇帝施加政治压力，并防止宦官借批红之权专擅朝政。

毕竟天子碍于声誉，即使拥有改票的权力，在某些事情上，也不愿明发圣旨，给自己留下专断刚愎的恶名。

因此在天启朝之前，如果阁臣与皇帝的意志相冲突，但凡内阁形成了统一意见，皇帝也是无可奈何的，譬如明神宗就宁愿消极“留中”，也不愿直接“改票”。

这一现象在天启初年的东林内阁中尤为突出，当时叶向高面对暗流涌动的政局，早有退隐之心，而次辅韩爌、三辅朱国祯却极力挽留，合力拥戴叶向高主持大局。

叶向高每次闭门请辞，都被代行秉笔之权的次辅韩爌驳回，为的就是不让内阁秉笔权落入非东林党人之手。

然而，阁臣之间太过团结，便易使皇帝产生威胁感，进而疏离内阁。

朱由校即位后，便利用与东林党反目成仇的魏广微来分割内阁的票拟之权。

魏广微与魏忠贤是同乡，后与魏忠贤联宗，因自称“宗弟”，时人称之为“外魏公”。

其父魏见泉，与东林党人赵南星是为好友，而赵南星因恶魏广微结交魏忠贤，总是羞辱于他，魏广微曾多次以子侄礼拜见赵南星，赵南星非但闭门不纳，还对人说“见泉无子”。

天启四年，皇帝亲享太庙时，魏广微因迟到，被东林党人弹劾为“失误大典”，而与东林党彻底决裂。

同年十一月，山西巡抚缺员，皇帝传谕内阁，要求外廷会推晋抚。

时为吏部尚书的赵南星，与同为东林党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主张会推谢应祥为山西巡抚，结果引来御史陈九畴弹劾谢应祥昏耄，并质疑赵南星与魏大中徇私舞弊。

皇帝随即降旨，申饬吏部和都察院含糊偏比，魏大中把持会推，事态逐渐发酵后，赵南星与高攀龙等人相继上疏请辞。

按照惯例，内阁应代皇帝拟旨慰留，然而皇帝却直接出中旨将赵南星等人逐回原籍。

首辅韩爌以为皇帝此举大骇听闻，于是率众辅臣揭请留三臣。

就在这时，魏广微与司礼监正式结盟，向内廷献出了让内阁“分票”的建议，让首辅以下的其他辅臣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秉笔票拟之权。

其时叶向高辞任不久，韩爌为首辅，次辅以下有朱国桢、顾秉谦、魏广微、朱延禧等人，分居首次的韩爌和朱国祯，其立场都偏向东林。

先前未分票时，韩爌抗旨揭救赵南星等人，全体辅臣包括魏广微、朱延禧，都不得不在此公揭上联名。

魏广微附和韩爌揭救东林党人本就不是出自本心，只因在首辅秉笔制下有联名公揭的惯例在，不便公然拒绝而已。

而当皇帝采用了魏广微的“分票”建议，降旨令内阁分票之后，局面顿时一变。

韩爌被谕旨责备票拟不当，杜门请辞，次辅朱国祯按例代行首辅之权。

而朱国祯既无法独掌秉笔权，又不得皇帝支持，只能眼睁睁地见得内阁票拟大权落入阉党之手。

借助于分票制，魏广微突破了资序的限制，越次获得了原本由首辅垄断的票拟权，并与司礼监的批红权互相配合，从而达到了出令无阻，大肆清除异己的目的。

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天启四年之后，朝廷上任何一个党派都无法再通过“在内阁之中夺取多数席位”或者“一党力保一人稳坐内阁首辅之位”的方法来制约皇权。

当皇帝的意志与首辅产生冲突时，可以直接转向其他阁臣寻求支持，而阁臣只要取得皇帝或者司礼监的支持，不必位居首辅就拥有了凌驾于同僚之上的条件。

内阁阁臣失去了首辅秉笔制下同进共退的抗争条件后，唯一表达反对的手段就只剩下了“辞官去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因此天启初年党争虽激烈，但总体仍维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而当皇帝敕令内阁分票之后，东林党人便毫无还手之力地被集体驱逐出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