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大明宝钞没有任何准备金，完全靠朝廷的信用来保证，只凭行政权力强行推动发行。

如果能严格控制宝钞的数量，大明宝钞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货币，可惜自明成祖开始，明廷就逐渐放弃回收宝钞的政策，并大肆滥发宝钞，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到了永乐年间，一贯大明宝钞只值一文铜钱，贬值了整整一千倍，大明宝钞的信用度很快降到和废纸差不多，虽然朱元璋曾规定拒收宝钞者处死，但没有官员会去真正执行这一法令。

民间交易能利用市场经济自动淘汰宝钞，选择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但大明官员就没有那么走运了，即使宝钞已经失去了经济价值，各级官员禄米中的一部分依旧折成银钞发放。

而且品级越高的官员，薪俸中银钞的占比越高，实际能领到手里的禄米也越少。

明成祖迁都之后，受漕运能力的限制，折色的具体政策也跟着不断发生着变化，总体趋势是禄米在官俸中的比例越来越少，银钞以及其他实物越来越多。

到了晚明，正一品官员每年可领取的一千零四十四石禄米已被折合为，十二石禄米，二百一十五两五钱一分二厘白银，七千一百二十八贯宝钞。

换言之，大明正一品官员的每月合法收入，是一石禄米，十七两银子以及六百贯宝钞。

按照实际市场上的物价，明初的米价约为一两银子一石，但到了晚明，已涨至四至五两银子一石，十七两银子还买不到五石米。

至于宝钞的市值，也已跌至一贯宝钞四文钱，六百贯宝钞仅值二两银子，还买不来一石米。

故而经过换算，大明正一品官员每个月的合法收入在实际折合之后，也就只有五石米而已。

要是吃穿用度都从这官俸里出，连一家老小都养得吃力。

所以可以想见，除了洪武朝之外，从永乐朝开始，大明几乎所有官员都不是靠俸禄过日子的。

而正是由于大明官员的合法收入极低，导致越是往后发展，官员的灰色收入就越高，贪腐比例更是历朝历代之巅峰。

由于大明反贪法律严苛，加上言官制度使得许多官员都害怕被抓到把柄遭到弹劾，因此大明官员的敛财手段都是通过大家默认的途径，譬如占田收租和收取常例钱。

大明官员拥有免税特权，因而许多人都会将田地挂靠在官员的名下，从而省去赋税，而作为回报，官员便可以收取一笔可观的租金。

而所谓的“常例钱”，便是各级官员在私底下形成的不成文规定，小到官员送礼时的“炭敬”、“冰敬”、“别敬”、“年敬”，大到银钱火耗，都是大明官场上公开的贪腐手段。

从嘉靖朝到天启朝，整个大明只有嘉靖朝的海瑞这一个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从未拿过一分灰色收入，是单凭俸禄过日子的清官。

而海瑞过的日子，是母亲过生日买两斤肉都能成为同僚间谈论的新闻，是死后的全部遗产装在一只破竹笼里，只剩下几两银子和几件旧衣服。

别说绝大部分官员都做不到海瑞这样奉公克己，就连朱由校和魏忠贤本人，都不可能甘愿去过海瑞过的这种日子。

因此灰色收入早已成了整个大明官僚体系都默认的存在，作为大明天子，朱由校不但不能堂而皇之地让官员交出那些灰色收入，而且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当作不知道。

倘或要因为官员有灰色收入就认作是“贪腐”，那整个大明官场直接就无了。

若是进一步一视同仁地去“反贪”，那从上到下所有官员都该统统下大狱。

上至袁崇焕、傅宗龙这样的封疆大吏，下至主管漕运、驿站的那些小官，一个都不能幸免。

这样一来，整个大明的运转系统就直接瘫痪了。

这本来呢，还只是军饷发不出来，底层有些小兵小卒不出力，正经有编制的官员还是尽心平叛的。

而若是贸然一搞“反腐”，把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都给一撸到底，彻底断了“考公考编”这条路，绝了所有人当官走仕途的念想，那大明也就跟着完了。

皇帝要钱，归根结底是为了征剿努尔哈赤和安邦彦，而若是为了用作剿匪的这点儿军饷，反而把大明给折腾没了，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朱由校明知大明官员的俸禄是绝对不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花销的，他也没打算给官员们涨工资。

他心里清楚，大明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子里了，不管他涨不涨工资，这套腐败到根的灰色收入体系依旧会自生自长地继续发展下去。

即使顾秉谦的工资翻上一倍，从每月十七两银子涨到每月三十四两银子，但那又有什么用呢？

涨上去的那十七两银子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它跟首辅一职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比起来，仍然是九牛一毛。

该拿的钱，顾秉谦照样一分都不会少拿。

既然如此，还不如省一点儿是一点儿。

只是朱由校这“能省则省”的心态是对己不对人，他听得魏忠贤语带讥讽，心中不由暗自叫好，觉得厂臣真是深得朕心。

两万两银子的官俸根本无济于事，但官员们一旦捐出了俸禄，朱由校不但不能心存怨气，反而还得温言鼓励，以免落得一个苛待臣下的名声。

统共没给几个钱，就想要表扬，难道朕的圣谕赞许竟如此廉价，是朝臣们用区区两万两银子就能轻易换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