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朱由校能听见阁臣们与司礼监正要开始议政，他便什么声儿也不出了。

川堂中，四位阁臣与五位司礼监秉笔相对而立，一列是顾秉谦、冯铨、黄立极、丁绍轼，另一列是王体乾、梁栋、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

魏忠贤站在御案前，端的是一派当家作主的神气姿态，“有事启奏，无事出殿。”

首先开口的是辅臣冯铨，“前几日，江西巡抚郭尚宾奏问过南京御史李时謦所劾原任南京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交结汪文言，皇上下旨说要依律杖徒，追赃一千二百两，追夺历任诰敕，臣以为不妥。”

魏忠贤反问道，“熊明遇交结汪文言，私通贿赂，依照祖制，这宪臣犯赃，理应罪加一等，有何不妥？”

冯铨道，“什么事儿都往汪文言身上扯，那还有个底吗？皇上才因汪文言判罚了黄龙光充军，施天德追赃五千，邓渼、邹维琏、徐良彦从重遣戍，这会儿又要连贬熊明遇……”

王体乾打断道，“黄龙光甲元缓刑一疏为失陷封疆之臣求脱，目无朝廷，非寻常受财枉法者，自是应当发边充军，佥妻著伍，邓渼、邹维琏、徐良彦等人交结汪文言，罪恶多端，又哪个是无辜？”

“当年亓诗教怀疑熊明遇与东林党通，万历四十四年时便上书弹劾他，建议将其外调，又岂是莫须有之事？再者，郭尚宾一向党附东林，万历四十年任刑科给事中时，因不满宦官跋扈，还曾弹劾过神宗皇帝派出去的矿税税使，想来他奏问熊明遇被劾一事，总是出于公心的。”

晚明政治的一大气象便是宦官当政，宦官既成了肥缺，逐渐便形成了本朝的特色“内卷”。

王体乾是万历六年就进宫的老资历，是在内书堂的翰林教习手下认真读过书，从文书房里一步步升上来的，谈起万历朝到天启朝的朝政旧事自可谓是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冯铨也不怵他，到得天启六年这个节骨眼上，能进文华殿议政的全是阉党的核心人物，手上无一不是沾过东林党人的血的，所以冯铨并不害怕魏忠贤质疑他的忠诚。

“臣也是出于公心，厂臣是知道臣的，去年皇上判熊廷弼传首九边，那便是臣在日讲后奏请正法的缘故，臣要是想为东林党喊冤，当时又如何会劝杀熊廷弼呢？”

殿东房中的皇帝轻轻地拿起墨锭，不急不缓得在一方砚台中研出一滩漆黑。

自他登基以来，明军在辽东是节节败退，屡战屡败。

万历四十四年，大明原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改国号为后金，三年之后，又正式颁布“叛明七大恨”，历数明廷对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宣布起兵造反。

得知后金军进逼的消息后，明神宗于万历四十七年急调十万大军，并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火速赶赴辽东平叛。

由于粮草不足、军心不稳，朝廷派出的监军大学士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善，都一再催促杨镐抓紧时间进兵。

杨镐深知所筹粮草不足以支撑太久，只得寄望于速战速决，于是将十万大军分为四路兵马，在萨尔浒向后金军发起围攻。

努尔哈赤听从大明降将李永芳的建议，采用“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应付明军的多路进攻，在五天之内便将大明的十万大军各个击破，从此愈发得野心勃勃，甚至企图南下染指中原。

天启元年三月，后金进占辽沈，并乘胜下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七十余城，使得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殉国，大明尽失辽河以东领土。

辽沈被后金攻占后，明廷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又以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任辽东巡抚。

不料，王化贞与熊廷弼经抚不和，两人不但时常争吵，还互相拆台，争锋相对，在战术战略上多有分歧。

熊廷弼议用“三方布置策”，率五千兵马守右屯，而王化贞则自领十三万军驻守广宁城，以降将李永芳作内应，部将孙得功作先锋。

天启二年，建州奴酋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渡过辽河，分三路进攻广宁。

其时，王化贞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迎击后金军，令祖大寿会合部将祁秉忠进战，熊廷弼则派部将刘渠支援，双方战于平阳桥。

未曾想，孙得功早已被李永芳策反，两军甫一交锋，其即逃亡降金。

明军措手不及，顿时落入下风，一番激战后，刘渠、祁秉忠战死，祖大寿败走觉华岛，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殉国，明军就此全军覆没。

广宁失守后，王化贞弃城而逃，熊廷弼也未率军入城进行殊死战，而是命仅剩的五千守军保护辽东难民退入山海关关内。

山海关以外的辽东领土完全被后金占领，消息传至北京，举朝震惊，正所谓，“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

“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王体乾朝着冯铨冷笑道，“广宁失守，熊廷弼本就难辞其咎，何况他下狱候审期间，还通过汪文言贿请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邪党为其辩冤，罪上加罪，当然难逃一死，这是皇上圣心远虑，怎么就成了是冯阁老劝杀的？”

朱由校搁下墨锭，拿起毛笔，但听冯铨在外头回道，“既然皇上圣心远虑，那臣眼下就更没什么不能说的了。”

“诸位可还记得，郭尚宾任刑科给事中时，曾于万历四十一年上过一道《防澳防黎疏》，因红毛夷人私蓄倭奴而以为其心怀叵测，认为‘红毛夷鬼，我所首防’，并奏请神宗皇帝‘徙夷出澳’，将红毛夷人驱逐出濠镜，将他们赶到海岛浪白滘上去。”

“而当时的两广总督张鸣冈以为，濠镜地在香山，官兵环海而守，红毛夷之日食所需，皆仰赖于我大明，一旦其心怀异志，我即断其咽喉，无事血刃自可制其死命，与其轻开边衅，不如申饬明禁。”

“臣记得，经部议之后，神宗皇帝赞成的是张鸣冈的提议，并于万历四十二年颁行了《海道禁约》，并令当时的广东巡视海道佥事喻安性在濠镜立石禁约，勒碑为戒。”

“说到底，这洋人来华，夷人居澳，乃数百年来之常态，即使那红毛夷时有纵恣不法之行，地方官只要绝其口食，便可使其俯首受驭，管几个洋人，能多费什么事儿呢？”

魏忠贤开口道，“冯阁老，说重点。”

冯铨接着道，“依臣之见，这红毛夷犹蛆之在背，而倭奴犹虎之傅翼，红毛夷实不足患，而患在蓄倭，如今倭奴尽去，红毛夷挟重赀冒险，远道而来，与我大明互通有无，亦是利在中国。”

“譬如，这宁远之战能大获全胜，就是皇上当机立断，一力要袁崇焕启用红衣大炮的结果，而这红衣大炮，恰恰就是从那些红毛夷人手中买来的。”

“倘或当时神宗皇帝采用了郭尚宾的谏言，当真将那红毛夷人驱逐出境，停了濠镜的互市，那如今的辽东，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呢！”

王体乾“哎呦”一声，皮笑肉不笑地道，“照冯阁老这意思，大明要没了洋人，那奴酋现在就已经打进北京了？”

冯铨淡声道，“臣的意思是，朝中精通西学者不在少数，倘或能善以利用，必能早日平辽，熊明遇在福建佥事任内，就与西僧交好，他刊刻的两本集子，《格致草》与《则草》，都是讲西学的好书。”

“郭尚宾奏问熊明遇被劾，无非是因其不喜外夷，想要趁此机会落井下石而已，当年汪文言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用诡计成功离间齐楚浙三党，使得东林党在朝中一党独大，自然与不少东林党人过从甚密。”

“要是细究起来，但凡是东林党人，就没有不与汪文言结交的，可与汪文言结交的这些东林党人中，又有许多恰恰是熟知西学的，倘或皇上以为‘结交汪文言’是罪无可恕之状，岂非因小失大？”

魏忠贤刚要开口，但听得后殿殿东房房门“咯吱”一记轻响，皇帝兀自举着每次日讲过后例行要练的一张大字走了过来，“冯卿这话可是有失偏颇啊，朕何时因东林党之故而轻视西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