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在那个架空的时间线中，当东大进入了改革开放第三十个年头，经济已经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时，惊觉中日之间经济发展有着如此惊人相似度的专家们在梳理了岛国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初的那段历程之后，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赶紧着眼于国内，看看地域广博的东大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可以夯实农村基层这一蓄水池之余，也能有效规避岛国曾经踩过的那些巨坑。

很幸运的是，东大毕竟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底蕴，民间的聪慧绝伦之辈不知凡几，于是专家们很快把目光锁定在了江浙地区。

江浙地区素来有藏富于民的习惯，而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自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连续38年领跑全国，可要说到村集体经济，却曾经一直是短板；哪怕是到了改开后的第三十八個年头，江浙地区依然有将近1/4的村庄家庭年收入（5人口计）尚不足10万元……这个标准在其它地区或许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在当时的江浙地区，却绝对属于妥妥的低收入。

其实这倒也不奇怪，东大的地域太过广博，并不是每个村都有足够的资源让自己发展起来，哪怕是江浙这种老天赏饭吃的区位，也不可能遍地土豪村，村村吃上时代的红利……更多的普通农村，都处于一种先天条件乏善可陈，资源缺东少西，发展前景受限的状态；

而且就如同全国GDP排名第一的省份是广东，但最穷的地区也位于广东境内一样，虹吸效果越明显，本省的其它区域就有可能更穷。

回归正题。

在那个虚构出来的时间线里，专家们之所以把目光锁定在江浙地区，其实最初是源于两个地方的异常数据……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浙江新昌，另一个是则是平湖。

之所以被认为“数据异常”，

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活跃度和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常规数学模型下的标准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头部经济主体，其组织框架明显不同于寻常的民营企业。

于是乎，在进一步走访调查后，“强村公司”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专家们的视线里。

所谓“强村公司”，

并不是具体指某家公司，某家企业。而是指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按照【产权清晰】、【收益归村】的原则，组建出来的现代企业的统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家运用了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小型集团公司或者企业群，只不过它的经济属性并不是主流的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而是以村为单位的集体企业而已。

这看起来很有些历史的印记，仿佛跟七八十年代的那些村自建公司以及农村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讲，强村公司就是当初农村合作社模式的一种升级和变形。

只不过1.0版本的村自建公司，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能力，往往只会盯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注定赚不了大钱……别说赚大钱了，大部分1.0版本的村自建公司甚至就连个温饱都混不上，然后逐渐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强村公司不一样，它不但引入了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体系，还采用了相对比公正公开的资产评估体系，以及较为透明的内部运作流程，但同时保证了运营班子的相对集权，大大减少了决策成本和经营效率，可以说既保留了公有制经济的先天凝聚力，又补上了1.0版本的许多漏洞和不足。

而这些强村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历程，也很有些意思。

其大抵的脉络就是……

在九十年代到千禧年这段时间里，江浙一些地方因为时代和区位的原因，很是造就了一些身家不菲的大小老板；村里的人见了之后不免心生羡慕，央求其带着一起发发财。

对于这种请求，那些赚了钱的老板很有些发愁，毕竟自己能力放在那，十几二十个人他可以帮衬一下，几百上千人他怎么帮？

可是江南地区嘛，大家都是了解的，其农村地区的宗族观念虽然比不过潮汕等南方沿海地区，但却比北方根深蒂固多了，因此眼见着父老乡亲相求，许多人也实在拉不下脸来拒绝。

于是乎，一些人便取了个巧，直接让全村成立一家公司，然后通过自己这些年攒下来的人脉，给村里面拉来了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承包业务……比如城镇保洁、比如绿化养护、比如河道保洁、比如物业管理，比如冻肉分切等等。

然后有意思地事情来了。

这些业务虽然都是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蓝领业务，但利润却也不算低，再加上江浙地区的农村人能吃苦不说，脑子也非常灵活，于是几年下来，倒也逐渐做的风生水起，并且在相关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原始积累差不多完成了，那么这些公司定然要谋求发展啊。

于是乎，根据自身的情况和资源的不同，这些企业纷纷搞起业务延伸和产业升级起来。

虽然延伸的业务五花八门，但整体来说，大致分为四个方向：

第一种，依托领头人原有的业务渠道，以外贸业务为导向，实现一村一品的出口外向型业务，并且致力于做大做强。

第二种，是借助自己的区位优势，全心依托上海、杭州、苏州等一线城市的商品分发业务和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承接一些中间加工和分装环节……虽然做的还是力气活，客单价也便宜，但胜在量大，因此倒也很是赚了些钱。

第三种，是利用领头人对市场的敏锐触觉，开始拓展一些新领域的业务……比如后来的某东，被无数养花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宿迁大学”，比如那几家快递企业，全都是这一类型。

第四种，则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三产业上，然后把资源整合优势发挥到极致，在旅游、房地产、信托、供应链金融这些领域玩的花活齐飞，利润不够的话，甚至连看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总之，这种来自基层的摸索方式，很快就被国内的那些专家高度重视起来，甚至在改革开放进入到第42个年头的时候，强村公司模式被正式写入江浙地区的官方文件中，由此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所谓独行难，众行远。

鉴于村级公司后期运营难度大，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在发现强村公司的积极意义后，立即出文鼓励强村公司采取村村联建，或者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以便整合优势资源，拓宽业务范围。

而事实上，这一做法很快地就收到了效果。

以故事里余杭某个叫做永安村的村子举例，这个村子地处杭州西郊，2017年集体经济收入只有28.5万元（是集体经济板块的收入，而不是指这个村子一年只有这么点收入），成立强村公司后，通过依托杭州强大的旅游客流量，搞短线游+农文旅融合，集体经济一飞冲天，仅仅三年时间，就实现营收超500万元；

吃到了甜头后，永安村又从“一村谋富”，拓展到“报团共富”，与周边村组建了新的强村公司，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立了90余家不同细分类目的强村公司，并实现营收约1.52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村可以通过这些强村公司创收660万元，最低的村子也有100万以上的新增营收。

可以说，有了主管单位的帮扶和支持后，这种灵活性和弹性巨大的强村公司模式，在极短时间里就爆发出巨大的潜力，让无数在之前被视作毫无价值的沉睡资产得以苏醒，进而在充满想象力的各种创意中变成了金疙瘩……这无疑是证明了集体经济框架那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活力，很是给国内一些历史否定者和“惟西方经济论”的舶来专家们脸上扇了一耳光。

只不过，虽然强村公司模式在底层逻辑上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但商业毕竟是个残酷的修罗场，要想大范围推广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就必然需要考虑到大量铺开后，这些强村公司即将面临的同质化竞争，如何避免再现历史上的大锅饭惰性，如何激发带头人的内生动力，如何加强风险管控等一系列问题。

好在东大素来是个包容性极强，创造性也极强的国度，因此在肯定了强村模式的积极意义，将其作为振兴集体经济的第一板斧后，很快就探索出了第二板斧……片区组团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在经历了两年的高速发展，江浙地区的各类强村公司数量达到2278家，入股行政村超过1.1万个，总利润也超过21亿元之后，通过大量的数据样本对比和分析，大家发现，单一的乡村景点无法满足多元消费需求，单一的实业产业环节，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扩散效应；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自然也极其有限。

于是乎，在经历过几轮论证后，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开始与市场有机互动，打破地域界限和区域壁垒，进行跨村联动，让散落的景点以“大景区”的形式连片呈现；让分散至各村的一些关联产业环节，开始彼此承接联动，并尝试着通过新增强村公司和股权重组，实现某段产业环节的完整和小范围经济内循环。

这就是所谓的“片区组团模式”，通过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空间和地域上的桎梏，以一种“近则连片，远则蛙跳”的形式，将彼此需要的细分领域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这种片区组团模式，让许多单体资源并不具备优势、产业形态也并不多的村子受益匪浅，然后一种等价交换的模式搭上了快速奔驰的火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一个叫做“余村”的地方了，联动17个村庄共建的“余村大景区”以及对应的新服务新业态，甚至在那个虚构的时间线里，被当成了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为了避免说水字数，这一块的内容就不展开了，自信查询就成。顺便多说一句，这种模式主要常见在旅游项目中，我们出去旅游时，尤其是在滇南、巴蜀、江西等地区掏钱消费的那些碎片式的旅游线路，就是类似的思路。）

总之，片区组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和宗族文化的内在联系，规避和克服了空间限制，是一种非常具有东大特色的资源协同模式，并且通过运营前置，避免了投入重复浪费，项目一旦建完或者业务重组完，立马就能投入运行，村集体则以资产和产业入股，农民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可谓是一举多得。

当然，在那个架空故事里，随着越来越多的片区组团项目出现，各家强村公司意识到，单打独斗毕竟是能力有限的，只有联合更多的强村公司，只有形成足够大的利益共同体，只有真正联合起来风险共担，才能把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极致，才能通过群体效应赚到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