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确实没这么好心，之所以调杨兆他们也是实实在在有求于他们。

因为就在天启七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那就是陕西澄城县的农民造反了。

其实陕西的乱局早早就埋下了祸根，万历末年，辽东战事频繁，大量的明军战败后逃亡，不少便入了陕西境内，这些人因为害怕明廷追究，不敢返回故乡，于是便在陕西就地呼啸山林，开始流窜劫掠。

陕西连缝大灾，本就民生多艰，如今又缝盗贼，更加困难了起来，一些失地的农民也渐渐开始暴乱，不过规模始终还可以控制，一般地方官府进行弹压便可以解决。

不过此刻的朝廷，不仅不赈济陕西，酌免赋税，反而变本加厉，催收辽饷，平心而论，便算是加上辽饷，大明的税赋在历朝历代都谈不上很高。

可奈何，大明的官吏们早就是烂透了，做个知县，若是拿着朝廷规定的工资，那是连一家人都养活不起的，更不要说师爷这些幕僚了，于是捞钱便成为了大明官场的常态。

做一个县令，收敛一些，几年下来榨个三四千两白银，已经算是有良心的了，若是心狠手黑的，便算是三四万两也是榨的出来的。

如此以来，百姓日益穷困，而朝廷却不见富裕，朝廷不富又只能加税，陕西本就连年灾害，重税之下，自耕农根本活不下去，而依附地主的佃户也因为地主的收入锐减而被赶走，成为了失地的流民，这便是在养蛊，早晚都会出大乱子的。

陕西主政的官员无人不知陕西的情况，也都知道假以时日，陕西必将成为第二个辽东，当初辽东局势崩溃的起点不就是高淮乱辽吗？如今陕西之苛暴倍于辽东，没有理由不出问题。

可他们指望的都是这颗雷不炸自己手里就好，捞完钱，赚了政绩，打点下上下，然后顺利调回京师，或是放去山东这些地方为官，岂不是妙哉？

就如同击鼓传花一般，在天启七年，这个雷终于炸了。

天启七年，澄城县的知县张斗耀不仅肆意压榨民脂民膏，甚至还公然升堂征粮，气焰之嚣张，实在是让人难以容忍。

于是忍无可忍的澄城县民众纷纷以墨敷面，然后一哄而上，冲入县衙，将张斗耀当场杀死，分了澄城县的粮食，正式树起了反旗。

这是个历史的节点，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时候，往往都会以澄城县农民起义作为起点，当然，很多史料都认为该起义是由著名农民军领袖王二领导，可根据后世权威考证，认为此讲法大概系于误传。

澄城县的起义，算是往柴草堆上丢了个火星，旋即引发的海啸般的后果很快便会显现出来，继澄城县起义后，陕西多处民变，已经俨然有燎原之势。

演变到这种地步，县城都失守了，明廷也就彻底坐不住了，于是当即便下令调各军围剿，誓要将农民起义消灭于萌芽之中，而本身战力最强，又离的最近的榆林边军自然就在调遣之列。

文书六月初就发到了榆林有司手里，很快调兵的命令就下去了，只不过澄城县起义究竟是雷声大雨点小，朝廷并未给予十足的重视，便也没有大范围抽调边军的打算，于是只计划抽调一千七百边军南下平叛，如此不至于使西北防线镂空。

而王元化的所部便在抽调范围之列，此番南下，游击将军李昌龄率部南下，而王元化所部正好划入了李昌龄部。

王元化自然是有心在游击面前露个脸的，李昌龄在陕西是将门世家，跟左家、尤家是一个梯队的存在，若是被相中，那自然是前途无量。

但，王元化是清楚手下的情况的，能打的不过五十家丁，其余的都是吃干饭的，但家丁他却也舍不得送上去拼命，也就这时他才想起了被他扔去黑河墩的杨兆等人。

一个什长确实不足以让王元化觉得多堪大用，架不住杨兆这几个人那都是厮杀场上下来的，高保权和赵平戎，若非是他有意打压，真论起战功来，便是做个把总也是绰绰有余的，真打仗还是得指望他们。

于是王元化才会亲自出马，上书将几人从黑河墩调了回来，准备在接下来的镇压战争中大大表现一番。

这番算盘是杨兆随军回了波罗堡才得知的，高保权跟赵平戎倒是兴奋的很，在他们看来，此番去平流贼是大有可为。

流贼嘛，他们不是没杀过，天启五年的时候，高保权就随军剿灭过流窜到榆林的流民，说起这事，高保权用眉飞色舞来形容都不为过。

“老大，赵疯子，你们却是不知道，那漫山遍野都是人呐！那割头就跟切菜差不了多少，若非那个时候俺还只是个步卒，只能用脚丫子追，比不得那些骑兵，一刀下去就是颗人头，下马往马屁股一拴，就去追下一个了，娘呐，只那一战，便封了四个把总，两个参将，你就说值不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