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从东汉章帝之后，汉朝便朝着一个不可挽回的结局欣然迈步。苟延残喘的东汉，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中支持起来，主要还是依靠着外戚中如邓太后、梁太后等优秀人物给这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注入一剂良药。

刘氏衰微，为了维持汉帝国的统治，便一直上演着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被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也都被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陆陆续续，让人眼花缭乱。外戚中的这些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不可能对于汉朝的衰微毫无警觉，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历史的一个过客，终究挽回不了大局。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直到宦官专权，士大夫阶级的逐渐崛起，这种皇权和外戚之权的争斗才变换成另一种形势，要么结盟，要么刀兵相见。其实士大夫比宦官执掌大权的时间更久远，但却很难联合起来。而宦官则因为具有共同的志趣，靠近桓帝，身居后宫，而具备一定的天时地利。自桓帝刘志开始，宦官便积极参与皇朝大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宦官也以正式官员的身份而得以嚣张禁苑、跋扈朝野。此外，他们的亲友，也跟着鸡犬升天。这些新贵跟宦官一样，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本事也没有。外戚中还有很多制约，而宦官则限于皇宫内部，很少私自出宫，因而这些新贵比外戚和宦官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士大夫阶层因此受到更重大的伤害，限于自己的力量，只能暂时寻求与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他们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则是宦官天生的生理缺陷，导致其心理上的不平衡；二则是在现实世界中，宦官本来就一直被士大夫和外戚压制着，在更多的场合，饱受着侮辱和欺凌，因而造成了他们内心极重的报复心理，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便会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向对立阶级发动进攻。造成的后果，也必当是残酷而惨重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士大夫阶级受到了极大的打压，但也成就了很多人物。一时之间，贤士之名，名满天下，其中以李膺最具代表性。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及至灵帝即位，对于宦官更加依赖。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小到日常政务，大到人事遴选，几乎全部委于自己宠幸的张让、赵忠等十人，人称“十常侍”。

这些宦官抓住了灵帝年幼无知、昏聩无能的契机，大献殷勤，将皇帝置于掌中。为了让身居内宫的灵帝能够玩乐高兴，宦官专门在外组织了一场“选美”活动，只不过这次选的不是美人，而是俊美的驴子。最终有四匹驴子得以进入皇宫大内，成为皇帝的玩乐之物。灵帝从小金玉之身，十二岁之后又被送到皇宫，哪里有机会能够见到一头驴子，因而一见之下，如见天上神物，喜不自胜、爱愈至宝。随即宦官又为皇帝招来一架驴车，供其玩乐。起初还有驾车之人，后来灵帝失去兴趣，便自己来驾车。这件事情不知不觉便传到民间，京城许多达官贵人问询，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醒觉，反而争相效仿，以为时尚，一时民间驴子成为最为炙手可热之物，价格陡涨。

灵帝毕竟只是一个少年，许多事情也只不过出于好奇之心。然而宦官如此，则是放纵灵帝成为一个昏庸无能之人。灵帝自然没有任何觉察。不久，灵帝便失去了驾驶驴车的兴趣，宦官见此，灵机一动，忙找来一只狗，戴上贤冠、穿朝服、佩绶带，大摇大摆地上了朝。待灵帝认出乃一狗时，不禁拍掌大笑，赞道：“好一个狗官。”

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不是变着方的辱骂群臣百官吗？然而宦官专权，皇帝尚且不过是他们手中一个傀儡，虽然大多数人不堪忍受此等奇耻大辱，却只能心中怨愤，敢怒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