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德五二年的行政区划改革以来，应天，苏州，常州，湖州等州府被单独化为了南直隶，长江以北被新划出了一个江北省，而浙江省则在向北扩张了一圈之后更名为江南省。

说实话，从文化，地理，政治和军事上来说，这样的划分并不合理，因为这一区划的改变，本身就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

以环太湖地区为核心，东至松江县，西至马鞍县，北至高邮县，南至舟山县，这一范围内的地区自纺织业的初步工业化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迅速的成为了天朝如今最为繁荣的一带。应天，扬州，苏州，杭州......光是这些百万人口级别的城市在这一带就超过了七座，松江县，南通县等县级地区，甚至堪比一些西北或者西南地区的州府，昆明，大理，兰州等城市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人口上，甚至远不如江淮的一座县城。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将太湖地区和原来的南直隶并为一省的话，那么这一省的经济实力已经夸张到过分的程度。

虽然现在将南直隶缩小之后，南直隶的经济实力仍然无比夸张就是了。

靠着长江，淮河两条水系，长江线乃至黄河线的城市财富都源源不断的向着南直隶汇聚，造就了南直隶的繁荣的同时，隐藏在这副繁荣景象下的，则是隐隐约约开始显现的危机。

危机的苗头其实从去年，也就是正德六十五年就出现了，当时陛下已经出现了身体不好的传闻，各方势力开始暗中活动。

正德六五年四月，以四川的成都府，重庆府牵头，提出了一个西南发展计划的提案，大致内容是，以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牵头，优先建设四川工业区的同时，撤销湘黔自治州和岭南镇守府的地位，将这一片地区化为贵州和云南两省，再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之上新建一个西南大区，直辖西南三省。

同时，撤销广西镇守府，命禅邦，东吁，勃固三国内附，使得西南大区建设四川-贵州-广西和四川-云南-缅甸两条贸易线。

这一提案的本质是四川希望摆脱长江线的约束，假如能够通过贵州进入广西出海口，或者通过云南进入缅甸出海口，哪怕成本更高，至少能够让四川摆脱这种困境，也能阻止四川的财富和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向南直隶流去。

为了争取到这一提案的通过，四川巡抚甚至通过许诺湘黔自治州和广西镇守府在行政区划上的让步，争取到了湖南巡抚的支持，并通过湖南巡抚接触到了湖北和江西方面，打算建立一个大西南-华中贸易区的说法，西线以成都-重庆为核心，主要通过缅甸向天竺发展，或者通过广西向南洋发展，东线则以武昌-南昌-长沙三角地带为核心，串联南北，分润一部分南直隶的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这一提案的原始版本其实在正德三五年就有了，只不过当时还是一些地方上的州府自发的行为，而且在被天子斥责为地方保护主义后，也就没有后续了。如今再一次被拿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天子病危，另一方面，则是被天子的威望压制着的各方势力，也开始忍不住想要动一动了。

在内地看来，无论是苏州，应天，杭州还是别的什么，本质上都是一群奸商。丝绸，织物，茶叶，瓷器，皮革，木材，谷物，肉类......这些贸易上的大头什么不是他们内地生产的，而那些江淮人只需要将这些东西运出去，就可以从中抽取无数的财富，他们这些生产者反而什么都得不到。

凭什么？

而在江淮人看来，他们也很委屈，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和实验都是他们在做，成功了的技术当然能够让他们大赚特赚，而失败的技术不还是他们在承担代价？货物要卖也得有订单才行，这不是他们在谈？内地的农村说是他们养活了应天，扬州这些城市，可农民们手中的农具，不都是他们城市里打造出来的？

还有那些货物，最终还不是得送进工坊里，而工坊里的工人们的牺牲难道就不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了吗？为此，他们多拿一点点钱又怎么了？

这种地方性的看法在天子眼里就是转移阶层矛盾的手段，再常见不过，但对于此时的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却足以让他们信服。

于是，一个个蜀系，湘系，鄂系的文官跟着江淮系的文官们斗争不止，而文官们跟天子斗，天子跟地主斗，地主跟贫农和自耕农斗......大家斗来斗去，经济在无序的混乱之中野蛮增长。

真的是在增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