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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新亭游记

后学廿八子任序曰：南朝刘公《世说新语言语篇有载“新亭对泣”语, 全引于下, 供诸君参读。其中“过江诸人”，盖指晋愍帝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王公贵臣皆仓皇渡江, 往依江南。次年, 元帝继位，是谓东晋。过江诸人，皆中土名族世家也：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 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 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何至作楚囚相对！”

考证：《世语未载神人一事。况桀溺乃春秋之人, 不当存于东晋一朝。盖彼时释家盛兴, 多好鬼怪, 后人辑乡野谣语于一册, 录作备语, 未暇考辨真伪。然其痛骂东晋诸生之语，实大快哉！

下为史载原文：

建康二年嘉月丙牟，春和景明, 惠风和畅, 父遂邀诸友往新亭, 藉卉饮宴。仆言有神人栖于山林，饮露披霜，与青山歌，年过百而容貌不改，盖有大人先生之姿，建安风骨、正始清音、竹林旷贤之事无一不晓。余奇甚，遂缘路寻之。

南土草木甚茂，行而无路，天落小雨，仆有归意。余恐去而有悔，遂舍仆独行。萋萋绿林，茂竹深篁，神凤云集，摄人心魄，行而忘其归途。忽闻泠泠水声，有语渊潭。一言“不若取辛夷为香引”，一眉蹙神凝，似有所思。二人皆素衣木簪，无玉玦香臭之饰，然其姿修长，温然如玉，山水为之失色。余拜之以神人。二人惊颦，继而问余来意。余具以实答，未暇多言，有赤顶白鹤旋于石径，似唤余同去。余匆诉别意，友白鹤、伴长风，踏石随溪，至所源处。

彼时，翠竹盈木，清风暖人人，渊鱼跃而复隐，戏觞至此渚。环顾四径，唯见一青衫人醉卧山石。余恐惊其长梦，嗫步而前，忽闻鹤唳九皋，振翅长歌。清溪澈澈，在彼之眸，奉觞于前，尽叙来意。人懒撑其身，初不欲言，余强请之，方道王侯将相无非过眼尘烟，黄白之物岂足牵劳心神，独彼时三分英雄气，堪佐今日酒，遂取酒于溪，为余讲建安旧事。余感于霸者柔情，痴于美人肝胆，叹于老将迟暮，和于壮士长歌。三尺之穴，不泯英雄豪情；渺渺天道，难阻人意至坚，金戈铁马，风云激昂，盈于胸怀，痛饮一大白，方畅此淋漓意。人旷然大笑，余方忆此间独彼一觞，忙奉酒归之，赧然不知所言。

逮至日暮，犹难惜别，欲邀神人至新亭，共饮青梅酒。人道青梅酸涩，难成佳酿，独彼之故友一人得其髓，尽藏山林，正待其归去。余复问友人名讳，尚未得应，但闻剑鸣铮铮，卷沙起石，遮天蔽日。欲追其衣袂，探而不得，孑孑怅然，不知所为。未几，天净云止，宴中觥筹交错，谈笑如旧，方知身是客矣。

余恸极，大哭不止。众人见此，皆惑而不解。或言南朝虽不及洛都之盛，亦有竹林山水之美，谈玄论释，暮送归鸿，但闻五弦在耳，无有名教之累，衣华锦，口甘饴，仆从如云，游于新亭，今大乐矣，君何悲哉。余哽不能言，久而心神稍定，痛骂诸公。“旧都沦丧，仓皇南渡，客于异乡。狐尚有首丘之志，尔已忘永嘉之仇。嗤杀身成仁为俗士，日日纵酒肆情，傅粉服散，自以为可追彭祖、友老庄，殊不知皆作楚囚也！”众人静默久矣，忽轰然大笑，皆道小子醉矣。独友人桀溺复言”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不若和光同尘，免毁形灭性之讥”。余恸极无泪，唯言诺诺，掷杯溪中，恨天下再无英雄。常欲乘风振翅归于山林，今老矣，久忘神人之貌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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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后记】

历经四年的时间，从高中毕业对历史学科只有粗浅的认知，到现在即将去读研正式进行学术的道路，这本小说也从最初的一时兴起自娱自乐的产物，渐渐变成了表达这段时间的许多思考的一个方式。但因为文笔的幼稚、题材的限制及其他限制原因主要还是语死早，或许有一些东西尚需要这样一篇后记来补充，其中包含的种种主张皆是当下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永远接受质询，永远愿意改变。

ps：文末有完结抽奖活动，不愿意看废话的可以直接划到最后orz

有关的汉末的故事，一般会从何时开始谈起呢？从光武中兴开始。一般而言，说刘邦建立的西汉开国时是“布衣将相”之局，而刘秀中兴的东汉则是“世家捐资弃履，求万世富贵”。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刘秀成为皇帝，天下也基本一统了之后，决定核定天下土地，整理民籍，方便国家收税。但这在实际操作中遭到了阻挠，因为当时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依附于掌握大量土地的世家，民籍都系于私门而不是朝廷的账册上，可想而知凭此世家可以逃掉多少人头税，而一旦改变，世家又得失去多少利益。

「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这句话是刘秀派人到各地核查土地时得到的回信。不可问的地方，是刘秀出生之地，是“帝乡”，皇室宗亲、达官显贵遍地都是，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不可问，不能问。

但稍等。不要因为上面的描述与既有的印象，就以为“世家”恶贯满盈，毫无价值。实际并非如此。东汉的确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世家”的烙印，但仍旧鼎盛了百年之久。为什么？尽量避免答历史题的语气之后，我挑出本文最想强调的一个关键但不唯一的因素：世家也好、百姓也好，都认同、相信皇权政治。因此，世家的确掌握更多的资源，但大多数家族都怀有“辅佐刘氏、振兴国家、抚育百姓”的公心，换言之，他们鲜少将自己家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割裂，甚至为了后者，牺牲前者也是他们认同的一种“大义”。由于多半都是书香门第，长年累月圣贤经典的浸染，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国家栋梁”“天下为公”的想象。这一点单看东汉的初期几家外戚阴、马、邓、窦、几位贤后就可以知晓。

阎步克先生有一本书，叫《波峰与波谷，庸俗的来取先生这本书中的这个比喻，至少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历史从波峰开始下降至波谷。这里稍微分条阐述一下，来为后文铺垫：

1.土地。

前文已经说了，土地始终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土地兼并入世家，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流民一般有两个选择，要不是卖身给世家为奴，此时国家损失大量税款，难以运作；要不就是落草为寇，这就造成了地方政权的极度不稳定。黄巾之乱之所以那般声势浩大，就是因为流散在民间快饿死的人太多了。

2.气候。

翻看史书，会发现东汉真是年年有灾，年年有荒，不是旱灾蝗灾地震，就是天上的星星三百六十度回旋瞎转。从自然角度看，这是因为东汉中后期，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川期，自然灾害频发不说，天气会越来越冷。天气一冷，庄稼不好种，草原也长不好。草原长不好，汉朝四周的游牧民族，就必须往温暖的地方迁徙，于是边疆的祸乱更加严重。当时匈奴已经衰弱，但西边的羌人，北边的鲜卑逐渐鼎盛，甚至一度打到了三辅，接近长安。朝廷几次考虑，要不要索性舍弃凉州，守住中原就好。

这样说可能没有什么直观感觉。拿今天代入一下，长江以南快被列强夺走了，上海危在旦夕，首都那边一堆人在讨论，要不索性划江而治，守住北京才是最重要的。你问为什么啊，这有辱国体啊！答：没钱、没兵、没将，再打国家就得破产了。

是的，因为羌乱，因为土地问题，东汉一度面临破产危机。当然，到汉灵帝的时候，国家颇不破产，已经不重要了。

3.天命

在文中第148章，即平定荆州之后，提起了一个问题“秦何以亡天下”。撇去其他因素不论，如今关注较多的，是由于秦朝没有建立起统治的绝对合法性。如果天下是“有能者而居之”，那自然陈胜、吴广可以“天下宁有种乎”，泗水亭长刘邦也能“马上取天下”，文帝、景帝“七国之乱”，那也是既然大家都流着老刘家的血，凭什么你能当皇帝我不行。

当时有一个经典事件，就是两个儒生当着皇帝的面争论，一个说“商灭夏、周灭商，是不对的。”另一个说：“你说的不对。夏桀、纣王残暴，百姓归心于商周，所以商汤武王是真命天子。”先前人再说：“鞋子再好，能顶头上吗？君臣之分，就是君在上，臣在下，商汤武王就是乱臣贼子，就是大坏蛋！”另一个很生气，于是反驳：“照你这么说，高祖灭秦朝也是大逆不道对不对！”这时学术讨论就涉及到实际政治了，皇帝赶忙出来说：“马肝有毒，不吃它不能说不知道滋味。”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快别说了，再说刘家的皇位还怎么坐！这则事就是“毋食马肝”的典故，也表现出在当时，没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来既保证汉灭秦有绝对正义性，又不会在将来被同一套说辞打败，落入秦的命运当然还是被打败了啧啧老曹真帅x。

那这时候怎么办？引入神权。提起董仲舒，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他帮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独尊的“儒”具体是什么？自然不能是孟子的“百姓才是第一位，你要是个暴君我就推翻你哼唧呸！”，而是“君权神授”的儒学，“卯金刀—劉”是天命选定的，刘邦打败秦朝，打败项羽，那是因为他是炎帝之子，注定要“斩白蛇取天下”。这样，汉朝统治的绝对合法权就保住了。到光武刘秀的时候，他本人也十分喜欢“谶纬”类似引入天命思想后的儒学变种，要说他真信这个，到真不一定，但当时谶纬里面有一句话，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打败王莽，复兴汉室，这就是天命所定，他当然要极力推崇了。关于刘秀有多神奇，详情搜索“刘秀 陨石召唤术”

但董仲舒也好，其他儒生也好，都留了个心眼。万一你这皇帝真是个暴君，难道我们堂堂圣人子弟还要助纣为虐？我们得对天下百姓负责啊。于是，皇帝的“天命”是有条件的，一旦你不当个好皇帝，“天命”就会从刘氏转移给其他家。有的时候天上日食月食，地上旱灾洪水，那都是老天给你这皇帝的警告，要是你不赶快听我们这些忠心的大臣的话，勤政爱民，那你就快完了。这就导致一旦自然灾害频发，不仅客观上会造成损失，主观上也会让人觉得，这皇帝药丸。

前面说道，东汉中后期地球进入小冰川期，自然灾害频发，所有人包括皇帝自己都很惶恐，怀疑是不是天命已不在刘氏。而谶纬中，刚好有一句话，应证了当时的情形：“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何？魏也。或许，谶纬其中真的包含着某种玄妙的力量，也说不定？

4.皇权

如果汉末仅仅是天命的一次转移，那曹魏建立之后，应当再复汉家四百年的国泰民安。但我们都知道，并没有，很快，司马氏篡位夺权，晋代魏立，再之后，晋朝内乱，南迁，东晋建立，南北朝中，发生了n次所谓天命转移的闹剧。

问题发生在哪里？在于几乎所有人都看透，“君权神授”就是个骗人的东西。东汉中后期，子嗣出现了大问题，要不是幼子登基，要不就是从宗室里找孩子来继承大统。孩子小，就需要太后执政顺带一提，东汉太后当政时与皇帝无异，自称“朕”，甚至皇帝面对太后有时会称“臣”。太后毕竟是女子，存在一定的不方便，就既需要母家兄弟帮忙，又需要宦官通传诏令，于是外戚与宦官势力崛起。外戚骄奢跋扈，乃至于就因为小皇帝一句抱怨，就把小皇帝毒死的事，朝野上下乌烟瘴气。而等小皇帝长大，不满外戚跋扈，就依靠从小陪他长大的宦官杀死外戚，接着给宦官封侯。宦官有了权力，比外戚更加残暴，朝廷更加乌烟瘴气。这时，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有些责任感的外戚又出来打击宦官，之后，又被宦官灭门……周而复始，整个朝廷越来越乱，越来越乱。

皇帝本身的素质更存在几大问题。汉灵帝，一个当了皇帝，每天只想着如何卖官敛财回家养老的神奇存在，一堆官员帮他平定各地贼寇，抚育流民，他褒奖功臣，转手给五个就没踏出宫闱的宦官赏金封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