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人声嘈杂，满桂的这一嗓子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几个人仍然大声地聊着天，曹文诏和左良玉倒是听清楚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杜寒，表情各不相同。

曹文诏的脸色瞬间有点不太好看，他心里已经有了把杜寒招至麾下的想法，现在满桂忽然说出来，这让曹文诏多少有些后悔，早知如此自己先开口好了。

左良玉却表情复杂，能到总兵手下当个家丁，似乎比给游击当家丁有前途，机会要多得多。

这杜寒怎么命就这么好呢，一次斩获就能得到总兵官的赏识，左良玉都有些羡慕嫉妒了。

明军里一大现象，就是边镇将领不管手下兵马多少，真正能打的只有少数部队，也就是家丁。

家丁只是一种叫法，并不是家奴，而是吃朝廷饭的正规人员，但其来源以将领私募为主，再吸收一些军中的狠人，共同组建成精锐部队。

因为这些人是将领私募，所以效忠于招募他的将领，就像他的家奴一样只对将领忠心，久而久之被称为了“家丁”。

从明代中期开始，无论卫所军户制还是镇戍营兵制，都开始出现大量弊端，长期拖欠俸饷导致的兵变频频发生，边镇士兵逃亡问题屡禁不止。

在册军户虽然数以万计，但大都是冗兵弱卒，守城自保也许能凑合凑合，指望他们去野战杀敌想都别想。

这些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士兵疏于训练，一旦遇到战事，即便官府临时大幅提高俸饷标准和犒赏待遇，也无法激发出战斗力。

因为根本没有战斗力，怎么激发也是白搭。

所以，边镇武将便利用自己的职权组建自己的精锐部队，自行招募军事素质过硬的士兵，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饷待遇，为了提高凝聚力，武将和这些精锐之间往往通过认义父、收义子等形式，建立起依附关系。

将领私募家丁最常用的方式是利用空饷获得名额，钻军户补替制度的漏洞和清勾程序中的空子，冒用卫所因匿、逃、疾、故等原因，士兵本人早已经死亡、患病或者失踪，而兵册却没有及时替补和清勾出现的空额。

这种私募方式是得到朝廷默许的，属于代朝廷募兵，军饷当然也来自朝廷，不用将领去花的是自己的钱。

但默许归根结底并不等于明文规定，朝廷在默许和鼓励的同时，也会加以戒备和防范，并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压制和分化，以防止边镇武将坐大。

其中一个最重要手段就是限制规模，所以边镇武将的家丁规模都不大。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堆所谓的名将，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多能打，而是因为手中家丁的存在，谁的家丁多谁的成绩就好，向戚继光那样真正的名将少之又少。

虽然总算攒出了一支可用的精兵，但精兵掌握在边镇武将手里终归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明代以文治武的管理模式下，督抚各地的文官使用起来难免有些掣肘。

于是，都督各地的文官也开始组建听命自己的精锐部队，这就是标兵营。

因为是朝廷正牌武装力量，所以无论兵源、武器还是饷银，标兵营都能得到优先供应，因此标兵营的战斗力其实比边镇武将的家丁还要强很多。

像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和洪承畴等文官在督抚地方时，都相当倚重自己的标兵营，他们的标兵营兵力从三千到一万不等，规模远远超过边镇武将的家丁兵力。

标兵营，才是明末明军真正的核心作战力量。

有了标兵营以后，很多将领还在使用家丁，因为标兵营听命于统军文官，武将想要在额定兵力之外维持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力量，对武将来说还是自己的家丁更靠谱一些。

即使如此，家丁制也渐渐开始和正兵营合流，到了明朝末期的时候，营兵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家丁制不复李如松那时的辉煌了。

明末混乱的军制发展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在和建奴的战争中，明军也不是不能打，但无一例外取胜的都是小规模冲突。

什么建奴单兵厉害，那是胡扯，建奴中同样也不是个个都是狠人，也分精锐和普通。

在拼个人能力的小规模战斗中，明军丝毫不落下风，但只要双方摆开阵势，攒万儿八千人正儿八经的来打，那明军就必败无疑。

单打独斗不怕，一打大仗就瘪泡儿，这种诡异的事情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明军的组织度已经弱化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说明明军已经不知道如何指挥打大仗了，从战略到后勤，再到整个战役的把控调度，都是一坨浆糊。

所以明军只能在千把人以下规模的战斗中取胜，一旦进行战役哪怕小规模战役，明军都无法取胜。

堂堂亿多人口、号称拥兵百万的大明王朝，当失去了军事调度能力之后，自然失去了战争潜力，辽东战场陷入了无休止的添油战术。

葬送进去十万，再填补十万新的，再次葬送，再次填补……

这就是明军小规模精锐化带来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