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飞近来感到烦躁不安。

从上半年开始，因为全球金融风暴，他的企业遭遇巨大打击，持续收缩，因不堪重负，全市大多数的连锁店门都关闭了，员工也辞退了大半。

显然，他的事业甚至人生都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期。

如果说前一年，他没有问银行借贷那五千万的话，一切也还扛得过去——无非就是少赚点嘛，等这波危机一过，再慢慢东山再起。

可错就错在，那时候的他进入了一个膨胀期，所以才会那么充满自信地走进银行贷款部的门，并且在那份年利率百分之六点三的贷款合同上签字。

按照他的算法，如果运行正常的话，负担这些利息完全没问题。

而只要熬过这一两年，公司就可以正式启动IPO，准备上市。

上市，是他这些年来的一个最大的野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全球经济危机要来，才不会顾虑你有没有欠一屁股债呢。

因此，从年初开始，每月高达三十万的偿还分期终于把他逼到了悬崖边缘。

坚持了半年之后，他开始把电话打给了私人财务公司——超过10%的年利率，要说他们不是高利贷都没人信。

但没办法，欠债还钱，作为一个生意人，他想到的是只要维持下去，不要垮掉，然后在绝境中寻找机会。

而机会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东西，你越想找，就越没有。

半年过去了，机会不仅没有光顾他的家门，而且经济低谷也似乎看不到尽头。

眼看着债务想滚雪球一样，他不得不放弃之前的骄傲和成见，去做一些之前不想做的事情，见一些根本不想合作的人。

这天上午，他梳洗一新，就出了门。

刚走到楼下停车库，却发现自己的奔驰S600轮胎是瘪的。

（他很多东西都已经卖掉抵债了，但这辆价值百万的豪华轿车却一直留着。这是他出门在外作为一个老板唯一的面子和尊严了）

找了半天，他才在上面找到了一根不知道从哪儿扎到的钢钉。

“他妈的！”

他懊恼地叫了一声，然后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去修车已经来不及了，而这个点也不是打车的好时机，就坐地铁吧。

地铁虽然辛苦一点，但起码时间上可以保证。

走下长长的阶梯，进入深邃的地下之后，一种强烈的抑郁感像子弹一样朝他袭来。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坐地铁了。

那种黑暗的、逼仄的、拥挤的感觉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同时伴随一种极端的挫败感。

多年以来，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青年企业家，他始终过的是一种比较奢侈的生活。

开百万豪车，住千万别墅，一顿饭成千上万块，一瓶洋酒或一盒雪茄，也许就是很多底层老百姓好几个月的收入。

那个时候的他完全不在乎钱这种俗气的东西。

这点从他已经不再触碰二胡就可以看出来了。

二胡，他曾经最爱的乐器，赖以生存的专业手艺，已经被他彻底鄙视了。

在他看来，它就是一种穷苦老百姓的象征。

只要二胡的音乐一响，他的眼前就浮现出那种街头卖艺的老乞丐，坐在花坛上，戴着一副圆形墨镜，面前放着一个盆，拉着凄惨的调子，任由那种可怜的铜板掉在面前，发出耻辱般的叮当响。

所以他坚决不再拉了——除了有时候要去面见官方人士，比如主管教育和文化的宣传部门领导。

大家在一起吃饭，醉意正酣，领导非要他拉一个时候，他才会拉一个。

但他那个时候通常会借着酒精把一切弄得很夸张，摇头晃脑，曲调激昂，像一场有意做作的表演。

他告诉自己，只要是表演，就没有关系，因为身不由己，所以他完全可以及时抽离出来。

只是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陷入如今的窘境之中。

现在，当他站在人潮拥挤的上班大军中，手握吊环，想到自己一会儿要去寻求合作的那个人，内心的悲凉就写在了脸上。

这一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想念他的二胡——

那把悬挂在墙壁上、断了弦、早已失去功能的乐器，想反锁上门，拉一曲自己最爱的《奔马》，让身心完完全全地沉溺在充满力量的音乐之中。

地铁到站，随人流前行，走到地面，他那种抑郁情绪才稍微缓和一点。

不，是他告诉自己，必须要缓和一点。

不要怨天尤人了，毛飞，拿出你刚创业时那种勇气来，咬牙去面对困难和绝望。

前面就是南风大剧院了。

说实话，他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上一次来，还是陪儿子毛子豪来的。

自从离婚之后，他获得了子豪的抚养权，就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对他好。

那是一段不完美的婚姻。

他和她因为同学缘分而走到一起，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建了家庭。

但这些终究不能支撑起一个完美的家。

有一天早晨醒来，她突然告诉他，她不爱他了。

为什么？他问。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没感觉了。她说自己还年轻，不能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

我要离婚，她说。

他觉得莫名其妙，同时又觉得，这么做很符合她的个性——一个热衷看各种舞台剧和文艺片的骨灰级文艺女青年。

离婚没问题，问题是孩子。

那时候毛子豪已经出生有一年多了，关于他的抚养权归谁需要讨论一下。

毛飞想过，只要孩子妈妈想要，他一定会给她的，因为他很清楚母亲对于一个初生儿的重要性。

然而她却选择了独自离开。

那天，她哭着坐上了离开S市的火车，远走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