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我真的分配到北京了，国家海洋局，改天叫上咱爹娘，你们都到北京来。

女：那敢情好，能住下吗？

男：还不行，现在还是单身宿舍

女：唉，往年还有个暑假，这也不用上学了，暑假也没了。

男：快了，马上就有大房子住了。

——1962年11月

每一个80后宝妈，大概都有陪孩子看“开学第一课”的经历吧，我刚刚有。

那天，我郑重其事地给儿子换上了一件白衬衫，亲手为他在左胸前戴上了校徽，满怀欣喜地打开电视机，告诉他：你即将踏上人生的新里程，别害怕，有妈妈陪你。

妥妥的仪式感。

儿子倒是很解风情，始终正襟危坐地看着撒贝宁和何炅在节目里耍宝。本以为我也会像儿子一样，全神贯注、不苟言笑，甚至流下几滴老母亲的眼泪。

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竟盯着电视机大笑起来，不是因为那两个耍宝的主持人，而是因为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开学第一课，那天我见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人，比我5年见到的还要多。

那年，我5岁；那年，是1989年。

我依稀记得自己的第一个书包是一个黄色的双肩包，四四方方的尼龙布质地，上面还挂着一个铁质的“金牌”，那是黄伏清和刘霞从北京为我寄回来的，黄绍伊告诉我：黄色是胜利的颜色。

甄多余的书包是军绿色的斜挎包，据说还是老甄当兵时留下的，帆布质地，结实得很，也土气得很。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一直背到了小学三年级。

毕竟是开学第一天，我和甄多余翻越墙头去上学的愿望没能实现，而是被黄绍伊一路护送到了班里。幸运的是，我俩被分进了同一个班，方敏和李婷、刘晓宇就在我们隔壁，我们是学前二班，他们是学前一班。

因为去得早，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看着满屋子密密麻麻的黑漆桌椅，我俩都有点儿茫然。

“600，你说咱们坐哪啊？”

我问甄多余。

“就坐第一排吧！”

我跟着甄多余，在第一排找了个靠近门口的位置坐下，等待着从未经历过的未知。

教室可真安静啊，安静到空气里充满了肃杀的气氛。我没有像幼儿园那样哭闹着要回家，而是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正前方，一块巨大的玻璃黑板，光滑得能映出人影；

黑板的正上方，一块儿白底红字的木牌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我认得，因为黄绍伊在开学前特意把这几个字教给了我；

黑板正前方是讲台，完全没有电脑屏幕、音箱之类的多媒体设备，而是一个用几十块15公分左右宽的木条钉成的土黄色方桌，上面摆放着粉笔、板擦和一根竹竿儿，虽然简陋却整整齐齐；

最宝贝的东西是投影仪，老式的分体式结构，被摆在讲台的右侧，跟我家的21寸彩电大小差不多。底座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铁壳子，被一个裁剪得体红色丝绒套裹得严严实实，上面探出一个鸭嘴型的玻璃镜头，样子有几分滑稽。

整间教室陈列简单，却传达出孩子都能get到的庄严。我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尽管并不清楚“上学”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甄多余就不一样了，他仍然是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一颗小脑袋左看看、右看看，不停地用胳膊摆出“阿童木”的造型，见我看他，还咧嘴冲我笑。

我也忍不住捂嘴笑，心里的紧张也被他的笑容治愈了一大半儿。我开始觉得小学也不过如此吗，除了安静、肃杀、无聊以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内容了。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无趣的地方熬上6年吗？哦不，加上学前班，一共7年。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

大概十分钟后，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儿进了班，脸很白，头发黄黄的，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紧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里拎着粉色书包和一个军用水壶。

我挥手冲她打招呼，示意她可以坐在我后面，没成想却招得她大哭起来。

她一句话也不说，只顾着哭，一只手死死拉着老太太的衣角，就是不肯坐下来。

老太太也哭了，抱着女孩儿抽噎：

“贝贝，我们不哭，奶奶一会儿就来接你”

女孩儿还是不说话，只是摇头。

眼看着和声细语相劝已经不奏效了，老太太心一横，转变了方式。只见她拉下一张脸，又喊又吓地把那女孩按在我身后的座位上，转身就走了。

这一走不要紧，女孩儿爆发了。

她先是在我身后跺脚，紧接着躺在地上用一声高过一声的仰天长啸跟刚刚走到门口的奶奶示威。可老太太已经是横下了一条心，任凭孙女在屋里怎么折腾就是不回头。

看奶奶如此绝情，女孩儿闹腾的更厉害了，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喊到面红耳赤、声音嘶哑，直到最后再也发不出声来，光剩下打挺的份儿。

我被她吵得实在心烦，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姑娘面色已经变成了紫红，满头沁着汗珠，张大了嘴巴想喊却喊不出来。

我推推身边的甄多余，

“600，你看，她是不是快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