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虽然你说的一点没错。”他重复了刚才的回答，拾起就放在高脚凳上的呢子外套，起身离开了大厅。我望着他用力地推开那扇笨重的门，从宽大的门缝中走了出去，在门即将合上的时候他含着下巴瞟了我一眼，

“战争的事情很有趣，当烈士也很好！我们都想为自己为国家做点事，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好让有一天，不管发生什么，都两不相欠。”

“我可以为你再做一件事！”我说，

“你没必要这么大方。要学着像老头子一样吝啬。珍惜生命！”

酒保们早就离开了，酒吧里空荡荡的，新年刚过的彩灯还有为来年祈福的剪纸在眼前晃来晃去，空气很新鲜。

我将长瓶中所剩不多的酒水倒进了水晶杯中，用一种无处消遣的只得在黑夜中寻求刺激的普通酒客们的心情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如果我们将圆润的舞曲，扭捏作态的身体，迷离散漫的灯光，还有令人头昏脑涨的疲倦都一并褪去，褪掉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这里还能剩下什么呢。

我将杯中的酒一口饮尽，找了一辆快要抛锚的出租车，兴匆匆地往一个方向驶去。

我要见叶苏儿，要见到她，黄昏的霞晖就在天边向我温柔地示意。

春天还没有来，长椅上空荡荡的，夜色朦胧，有一只小麻雀还在草地里啄食，一只野猫躬着身子躲在不远处，我一声吆喝，小麻雀腾地飞到树上去了。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荞麦种子，小心地将它们撒在路边的草丛里。那片被叶苏儿青睐的泥土地已经被青草覆盖，看起来还很茂盛。如果不够留心，万难从四季不分的城市里找出时日的不同，人们就喜欢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粗心中匆匆忙忙地度过。我朝小雀儿吹了个响亮的口哨

叶苏儿断然不会邀请我到她家中作客的，我也一直生不出光顾的勇气，虽然想去见见她的念头在我心中盘衡了数日之久。我没有选择电梯，而是从消防通道的楼梯拾阶而上。

楼道的灯光没有开，这是昼夜交替的黑暗里最让人忐忑的时刻。

我终于走出楼梯口，无数张五颜六色的宣传图画挂在光溜溜的暗黑色大理石墙面上。

两个和我上下年纪的青年，和一张印刷着爱因斯坦呆头呆脑的海报画像同时愣愣地看着我。

他们身后就是叶苏儿家门口墨红色的门。

我的心中升起一股寒意，和一种于百无聊赖之中突然冒起的火焰交织在我的胸口。

我缓缓朝他们走了过去，从近乎刁钻的角度将他们击倒在地，并用一把银亮的折叠刀架在某个人的脖子上。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脸上还留着含混不清的痛楚。

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响了起来，我竖起食指给他们比了个噤声的手势，他们顿时变得和两只热烘烘的蛋黄面包一样温顺。

楼道里静悄悄的，一丝声音都没有。

叶苏儿穿一件红绿相间的画满栅格图案的呢子长裙，上身着一件雪白色的百褶边衣领的衬衫，袖子长长的，露在那件淡黄色外套的袖口外面。

她此时正向外探出头来，转动脖子不住地探望。我看着她的眼睛，突然感到好笑。

我屏住呼吸，望着那张在我脑海中闪现过无数次的脸收回紧闭的门里。

我低低地叹了口气，将食指咬了个血口，在一张随声携带的支票上按了三个血红的拇指印，又转身在他俩吃惊的注视下在靠近门框的白色墙壁上约莫一人高的地方连续按了三下，留下了一朵三瓣花，就像红色的紫竹梅。

“红色丘比特？”他们吃惊地看着我。“你是红色丘比特？”

我转身朝他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我留下的记号，只有通晓地下博彩业发展历史的江湖人才熟知它的底细，名字叫做“三色丘比特”。很少见。

“三色丘比特”，代表着七叔，我，还有新哥，三人在当今地下博彩业的发展史中联手取得的绝对胜利。

就在六年前一个被雷声和呼噜声淹没的深夜，我们三人共同主导了一场资金赤膊的围堵劫掠，还不惜动用绑架和恐吓等手段，几乎将整个地下博彩业重新划归到了同一个公司，也就是现在连澳门博彩业寡头都不敢染指的“丘比特”公司。

丘比特的“杀戮”，像是温情上瘾的冲动，新哥乐意取了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黑道招牌。

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新哥二十四岁，是我流落深圳的第八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