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半岛战争，为王家的门头添了七块红色牌匾。但也为王家出了五个军官，五个前途远大的军官。

不是像王冉那样的后勤，除了王奕以外，其他的都是一线作战部队的。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王冉运气这么好。不仅能回国，而且还能留在BJ。

也是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最首先和王文武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票出现了。

在改革开启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起来，在和平的环境下，农业生产快速恢复，随后两年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到去年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时，经济恢复工作也基本完成。

虽然粮食增产，但是粮食供应依然满足不了粮食需求，到今年夏秋季时，出现了首次大规模粮食供应危机。这次粮食危机的成因复杂。

有总量供求矛盾，是指“粮食不够吃”的总量问题依然没根本性改变。首先，长期战乱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以及税赋沉重，产生着历史遗留影响。

其次是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导致城镇、工矿区的人口大增，这些迁移人口原本在农村，生产粮食自给自足，但进城后就变成了粮食“净需求方”；此外，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经济作物种植区扩大，而那些种植经济作物或畜牧区的农民也变成了粮食的“净需求方”。

最后则是今年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灾荒，致使粮食减产，同时，受灾区的人需要救济粮。

但在王文武看来其实是粮食产量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粮食供给。虽然粮食连续几年都在增产，但由于农民以往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但现在能吃饱了，农村的消耗比以前多了。

再加上农民对手中余粮普遍存在惜售不卖的心理，主要是以往长期的饥饿状态让人产生强烈的储粮备荒危机感，当然也有还有一些人试图等待更高价再出售。

在农民对余粮普遍惜售不卖的情况下，粮店收购粮食量达不到预期计划，粮食供应来源不足，而城镇等需粮民众的需求量持续增加，粮店面临购少销多的粮食供应缺口问题。现在不少的粮店都出现排长队抢购粮食的情形。

有些粮商也发现国营的购少销多，死都要追求利润的人，怎么会放弃？于是便乘机囤购投机、哄抬粮价。

他们以高于国营收购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余粮，或者套购国营的粮食，然后囤积，等到国营出现脱销时，就以高于国营的价格出售粮食，从中赚取差价牟利。

而需要粮的民众，看到国营脱销、市场粮价上涨后，因担心粮食断供或以后涨得更高，于是便跟风抢购粮食，进一步加剧粮食供应。

在如此情况之下，解决的办法也很快出台。主要的就三点。

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生产粮食的农民应在交纳公粮之外，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将余粮卖给国家。

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即粮食定量配售政策。

三，禁止自由经营粮食。

率先践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城市，自然是作为首善之都的BJ。开始也只是印发了面粉购买证，居民凭证购买面粉。此后其他一些城市也陆续发行了粮食票证。

王文武知道这是一切的开始，到了后年随着对油料、棉花、棉布采取了和粮食同样的政策，因而，油票和布票也随之发行，粮票、油票和布票三者结合，标志着票证时代正式来临。

其实一切的开始，只是因为物资的极端短缺，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许多地方发生了饥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迅速在主要城市实行以票证为主的配给制，对必需品进行按人按户的定量控制。或许一开始的设想票证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待经济好转后就取消，无奈经济情况从来就没有好到可以取消票证的程度，短缺现象一直严重。

至于另一个事情，则是和房子有关。中国迫不及待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厂。随着工厂的建立，工人的增加需要更多的住房。

刚开始北京城里还有不少空房间。四合院里给一家人一两间房也能落脚。慢慢的，房子不够用了，哪怕并不是没有起新的房子。只是后来半岛战争起，更多的用到战争中去。

王文武家门口的红色牌匾，帮王文武挡了不少麻烦。至少最近没有四周其他住户一样，有街政府的人找上门来动员。但王文武觉得那天也不远了。

王文武把现在住的院子分成了四份。其中两份给两位新姨娘的孩子们，两位新姨娘也借此机会留在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