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旧金山湾区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波旁中将问道：“中校，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入住工厂的联络代表都到位了么？”丹中校问。

“已经入住了，不过现阶段我们缺乏足够懂企业管理的人员。”波旁中将很坦率。

丹中校没有对此说什么。他前去德国，得到了“西德”方面在某种程度的重视，在乘船回美利坚同盟国的路途上，有在世界人民解放军中工作了数年的德共成员给他进行了中级以及高级军人的压缩培训。

所谓压缩培训，就是不怎么讲具体工作内容，主要进行内在逻辑与方法论的教育。工业国都有能力搞总动员，总动员不仅是将人员编入部队。总动员的大部分工作是将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编入战争体系。

总动员模式又建立在对战争的理解能力之上。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敌人的特点，实力，敌人的上限与下限，以及敌人现阶段处于的水平。

丹中校过去近两年的时间中参与了大量具体工作，这番压缩培训让他对于自己所做的内容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丹中校也生出了一个看法，并且基本有了决定。看到波旁中将不吭声了，丹中校再次开口，“参谋长，我请求前往边境地区负责建立地方根据地，主要是推行结合当地民众的运动战以及敌后游击战。”

波旁中将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丹中校看了一眼。不久前丹中校对于工业大佬们说的那些内容并不符合波旁中将的期待，只是波旁中将现阶段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给这帮工业大佬更多信心。

从各种条件来看，南方的工业实力就是比北方弱。北方的战役目标是南方的核心城市、工业区、港口，属于传统的正面进攻。大家之所以选择传统方式，是因为传统方式是各种作战方式经历过大量战争验证后得出的最优选。

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中，在北方军队大举攻入南方后，南方军队并非没有尝试在敌后搞运动战和游击战。但那次的努力很快失败。

现在听到丹中校竟然自告奋勇去搞这些，波旁中将思索了好一阵，终于下定决心，“你可以去，但总参谋部能够给你的支援不可能太多。”

“没问题。”丹中校当即答道。

“小子，你……要……保重自己。”波旁中将迟疑中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一定会让参谋长尽早听到好消息。”丹中校答道。

回来的一路上，丹中校与给他培训的德共小团队进行了认真的战争推演。整体来看，北方没办法一波打垮南方，南方还能守住西部山区。但是南方东部各州很有可能会随着北方在南方的肆虐而率先崩溃。一日东部平原地区的抵抗全部结束，西部肯定也会被迫投降。

经过这番推演后，唯一能够阻止北方的手段只剩下在南方的东部与中部进行的敌后运动战与游击战。只要能拖住北方的快攻，南方的西部地区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将装备与物资送到东部与中部，维持这里的战斗。

丹中校一点都没有小看工业大佬，并不认为这帮家伙不懂战争。相反，丹中校认为这帮工业大佬们如果接受了完备的教育和训练后，未必不能成为优秀的军官。所以丹中校并没有用那套南方人比北方佬更勇敢更坚定的说法去忽悠工业大佬，而是用《持久战》和《国土防御和运动战》给工业大佬们指出方向。

只有这帮工业大佬们认为南方真的有打赢的战争模式，他们才会真的支持南方。丹中校认为传统的战争模式没办法说服工业大佬。

时间进入4月中旬，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利坚同盟国不约而同的向全球宣布了他们要建立的全新美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双方新理念宣布中都宣称其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除此之外，双方还都强调反帝国主义，以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中国政府高层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李润石的第一次内部反贪进入全面收网阶段。大批官员落马，其中不乏曾经颇有名望的官员与企业界人士。

这次反腐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些亲资本的媒体尝试用“一朝天子一朝臣”去引导舆论。央媒立刻表示，反腐是长期的艰难工作，绝不搞运动式反腐。这样的舆论中，国内不少人觉得曾经期待的“来过一场”终于要开始了。

李润石并没有搞运动式反腐的打算。他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在文章中李润石指出了现阶段的特点，“……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问题虽然很多，但是其本质在于中国成为工业国后，人民从工业体系中获得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了更大的财富。基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文化、习俗、道德，已经无法满足人民在新的工业化社会中提升自己的去求，也无法满足人民安居乐业的需求……”

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国民日报以及各省的报纸都开始了系列文章。不仅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同样制作了大量对于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生活特点的对比。

何锐是在1915年才回国，到现在也不过31年。1946年的时候，国内在1915年前就已经成年的人口还有大概三亿人。这三亿人口能够提供太多的具体事实，宣传部门根本不用编造，光是实地采访，各种比较，就能拿出相当真实的数据。

李润石虽然认为何锐到死都没能变成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影响李润石对何锐的尊重。何锐数次对李润石强调，“宣传部门是一个攻势部门，一日宣传部门变成了衙门，那就是阎王殿。”对此，干过好几年宣传部长的李润石非常认同。

所以李润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明确强调，“对比，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用唯物主义的逻辑以及方法论去看待发生过的事情。忆苦思甜在政治角度上看，是为了维持稳定。

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变动，社会变动则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只有理解了变化到底来自何处，才有可能意识到人民现阶段到底需要什么。

只要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就不用担心社会变化对政府稳定造成的影响。我们都是人民的一员，人民的感受也同样是我们的感受。

党作为先锋队，更需要直面变化，直面变化对人民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变化背后的矛盾基础，以及如何应对变化所引发的问题。

而这次对比的目的是让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群众能够看到变化的内容，以及从已经发生的过往中理解到已经结束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的主要矛盾，以及在矛盾变化中的主要矛盾结束后，从次要矛盾转化出来的主要矛盾，以及在全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矛盾。

如果想真正让人民群众理解现在发生的一切，就必须反对忆苦思甜！”

除了在发动这场刚开始的时候强调了“反对忆苦思甜”之外，李润石在之后的过程中多次公开明确强调，并且相当关注这次充满了主动进攻性的宣传运动。

作为一名革命家，以及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政治家。李润石发动这场主动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团结大多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只有通过对比，以及引导人民对于这场对比的理解方式，才能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一次真正的大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