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言论，每个朝代，每个时代，都会被不同的大儒，重新注解。

时代的要求不同，大儒的不同，注解内容也有细微的差别。

而考生还不能照搬大儒注解的内容。

必须还要写出属于自己的理解。

所选大儒是否契合评阅者的心思，自己注解能否出彩，决定了这道题目的得分。

同时还必须考虑，科举当时，朝廷的国策，不能与国策向背。

总之，这道题十分麻烦。

而具体的作答，更是麻烦。

先要破题、然后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严格按照这八个部分，缺一不可。

格式被规定的十分严格。

就好像议论文体一样，先要提出论点，然后论据证明论点、最后总结论点。

八股只是更复杂。

限制了文体的自由发挥。

所有考生想博得出彩，那就只能拿出真正的干货。

想如唐宋时期的科考，凭借一手好的辞赋，惊艳考官，不可能！

这样严格规定的目的很简单。

让南北考生的差距缩小。

随着经济向南转移，文化也逐步向南转移。

唐以前，北方善于诗词作赋的比比皆是。

而到了宋朝后，经济难移，文化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转移。

出现了南边文人骚客，远超北方的情况。

大明立国后，第一次科举，就弄出一个北方无一人中举的结果。

有鉴于此，八股被提出来。

身处这个时代，对科举进行了详细了解，他就明白以往认为八股误国，选拔不出优秀人才，恰恰是错误的。

八股通过限定体裁格式。

把那些华丽的诗词歌赋排除在外。

无法用大气磅礴、辞藻华丽的文采。

那就得拿出实打实的干货来。

干货恰恰是治国理政需要的，具有实干性、建设性、可行性、前瞻性、先进性的东西。

远远要好过那些空喊口号，看似华丽，实则内容空洞无味的辞赋。

这一届科举，这部分，就给了一句话。

不，甚至连一句话都算不，只是一个成语：君子不器。

第二部分是策论。

第三部分是刑名。

这两部分，他并没有去审阅，而是直接整理好，放在旁边。

按照科举的规则，如果第一部分拿不到乙下的成绩，阅卷人根本不会看后面两部分。

他认为，这才是明朝科举最大的弊端。

策论是讨论具体治国案例，针砭时弊的。

刑名则是考察断案能力的。

这两部分，恰恰是为官中，最需要具备的能力。

可若是第一部分答不好，余下两部分，就是答出花，也没用。

因为阅卷人根本不会看！

不过，对此朱恪并未有什么牢骚怨气。

哪怕后面两部分，他比较擅长。

两世为人，他深知一个道理，没有改变规则的能力时，最好学会适应规则。

“真是量大管饱啊。”朱恪看着第一部分，厚厚一叠，不由苦笑。

他原本计划，花费一天半时间，答第一部分，剩下一天半，答后面两部分。

可头顶好几个漏洞，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必须要考虑到雨天。

第一部分耗时，必须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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