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段主要讲一讲高乾为首的渤海高氏在北魏末年和东魏时期的地位浮沉，兼论一下东魏初期的政治格局与矛盾。

北魏末年，中央政治混乱昏暗，北镇兵变成风，这一时期的汉人武装力量也并非全无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渤海高氏为代表的河北汉人武装。

高乾字乾邕，渤海人士，其父名高翼，兄弟四人，老二名高仲密、老三高敖曹、老四高季式。

高乾家族属名族渤海高氏，兄弟几人自小称豪乡里，四处劫掠、招聚侠客。以至于其父亲高翼也受到连累，常常待在监狱里，只有遇到大赦才能回家，因此感慨四个儿子都不是好东西，自己死了恐怕没有儿子添土。

高翼死后，高敖曹为其大起坟墓，对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锹土，今被压，竟知为人不？”

高乾年轻时，曾向博陵人崔圣念求亲，却被拒绝。高乾便与弟弟高敖曹将崔家女儿抢走。到村外后，高敖曹对高乾道：“为何不行夫妻之礼。”高乾便在野外与崔家女交合，然后带她回家。

由此可见，高家几兄弟年轻时就是横行乡里、人憎鬼厌的大街痞。

高乾成年后，便觉醒了政治方面的诉求，前往北魏朝廷担任官职，并暗中依附后来被尔朱荣立为皇帝的北魏宗室元子攸，即就是后来的孝庄帝。

当时六镇兵变在河北愈演愈烈，北魏朝廷因高氏乡里豪强，封高乾之父高翼为渤海太守，寄望其招聚乡里、抵抗叛军。

但不久之后，渤海郡就被六镇叛军击破，高翼率众离乡，徙居河、济之间，北魏朝廷又封其为东冀州刺史。

再之后尔朱荣入朝，并制造了河阴之变这一惨案。高乾便投奔其父，在河济之间起兵造反，并接受了叛军葛荣所赐封的官职。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返回晋阳遥控朝政，高乾才又在孝庄帝的招抚下选择归降朝廷。

但尔朱荣因其曾经参与叛乱为由，不准高乾在朝中任职，将其遣返乡里。其背后的意味，自然是不希望河北汉人武装力量成为孝庄帝对抗自己的爪牙筹码。

530年（建明元年），孝庄帝诛杀尔朱荣。高乾驰援洛阳，被任命为河北大使，并回乡招集乡勇，以对抗拥兵在外的尔朱家族。

高乾临行时，孝庄帝亲自送到河桥，并举起酒杯，指着河水道：“你们兄弟是冀州豪杰，一定能让士卒效死。京城倘若有什么变故，你们可以为我支援。”

高乾流着眼泪，接受诏命。其弟高敖曹则拔剑起舞，发誓要为皇帝效死命。

但不久之后，尔朱兆便攻入洛阳，弑杀孝庄帝。

因为尔朱氏弑君乱政，高乾便联通乡里渤海封氏封隆之等再次起兵造反，并接受幽州刺史刘灵助的号令。

刘灵助就是尔朱荣当年崇信的术士，在河阴之变中为尔朱荣占卜、劝阻尔朱荣称帝，后来便被尔朱荣任命为幽州刺史。大概算命事业发展顺利、搞得自己也信了，算出自己天命所归，于是便起兵造反。

公元531年二月，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五千人马袭击信都，高敖曹来不及披挂铠甲，便率领十余人骑马迎击。

高乾从城中用绳子吊放下来五百人，追救高敖曹没能赶上，高敖曹已与尔朱羽生的部队交战，尔朱羽生大败而逃。高敖曹的槊术盖世无双，他的部下也个个都以一当百，当时人称高敖曹是项羽再生。

其时河北豪强除了要面对尔朱氏正面战场的压力，还有自太行山东来、统率六镇人马的高欢。

有关这一段事情经过，已经在高欢章有所描写。河北豪强高乾、封隆之等拉拢迎接高欢，希望高欢能够背叛尔朱氏。

之后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高欢确有霸主雄姿，在韩陵之战中成功击溃了尔朱氏联军，成为北魏末年新的权臣霸主。

高欢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渤海高氏等河北豪强的支持功不可没。否则凭其六镇疲弱之众，能否在河北站稳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532年（中兴二年），高敖曹又随高欢与尔朱兆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交战。

当时，高敖曹部将王桃汤、东方老都是汉人。

高欢道：“高都督你所率领的都是汉族子弟，恐怕不济事，我看得分一千多鲜卑兵去才行，你意下如何？”

高敖曹答道：“我这些部曲训练已久，前后历次战斗，战斗力不弱于鲜卑。现在如果加入鲜卑人，军情不能和合协调，胜了就会争功，败了就会推罪。我愿自领汉军，不需要另配鲜卑人。”

高欢同意了他的要求。两军交战后，高欢作战不利，率军后撤，尔朱兆趁胜追击。

这时，高岳率五百骑兵在前冲锋，斛律敦随后召集败兵，而高敖曹则与蔡儁带领一千兵马从栗园出击，将尔朱兆的军队拦腰截断，大败敌军。

由此可见，高欢能够进入河北并且战胜尔朱氏，河北汉人武装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32年（太昌元年），高欢改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北魏孝武帝。

533年（永熙二年），高乾因此前丧父未能守孝，便上表请求辞职，打算回家守孝三年。

孝武帝便解除高乾侍中之职，只保留其司空之位，还加封他为长乐郡公。

当时，高乾虽要求解职，但没料到孝武帝会立即批准，由于失去侍中之职，不能插手朝务，因此怏怏不乐。

后来，孝武帝欲除掉高欢，便招揽高乾，并对他道：“司空世代忠良，如今又建有大功，我们虽是君臣，但情同兄弟，应该立下盟约。”

高乾回答道：“以身许国，不敢有二心。”当时事起仓促，高乾也没有想到孝武帝会有异图，便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向高欢禀报。

后来，高欢屡次上奏朝廷，请求任命高乾为侍中，但都未获批准。

高乾见状，感到灾难将至，便密奏高欢，要求出镇徐州，不久便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三徐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

高乾将要赴任时，孝武帝得知他与高欢的对话，让人对高欢道：“高乾曾和我私下有过盟约，如今却反复无常。”

高欢听说高乾与皇帝结盟，也对他产生恶感，于是把高乾评论时事的文书，加以密封，送给孝武帝。

孝武帝便把高乾囚禁在门下省，还在高欢的使者面前痛斥于他。

高乾愤然道：“陛下自己有企图，反而说我反复无常，您把罪责推到我的身上，哪有活命的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功大身危，自古如此。死就死了，我无愧于孝庄帝！”

于是，孝武帝赐死高乾，年仅三十七岁。

高乾死于北魏分裂之前，北魏孝武帝与权臣高欢这一对新的对手彼此试探交锋的敏感时期。

相关内情，历来众说纷纭，但归根究底，还是在与高乾身份的特殊性和政治立场的不清晰所导致的个人悲剧。

与高乾身份背景类似的封隆之，在这一敏感时期就要比高乾巧妙得多。斛斯椿等人向孝武帝进谗言，封隆之逃回了故里。高欢知道封隆之遭受了诬陷，便召封隆之前往晋阳。

不久后，孝武帝又以本官征召，封隆之坚辞，未去赴任，封隆之依然行并州刺史事。

当时高欢虽然击败了尔朱氏联军，但其作为新的权臣威严尚未完全树立起来。而北魏孝武帝也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傀儡君主，其麾下自有一批拥趸。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高乾及其背后的河北汉人武装是有着一定左右时局发展能力的，而高乾很明显是打算借由这种能量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但是河北汉人武装内部组织松散，远不如高欢麾下的北镇集团拥有生存和政治进步双重需求那样富有凝聚力。

像同为河北汉人武装代表的封隆之、李元忠等，在这一时期便几乎没有和高乾在政治上声援互动的行为。

高乾所希望的政治处境，无疑是在孝武帝和高欢这对君臣之间左右逢源，乃至于成为第三方左右时局走向的势力。

但高乾的悲剧在于，他并不是时局中的唯一选择。

对孝武帝而言，在内有斛斯椿、王思政等胡汉大臣的辅佐，在外有贺拔岳兄弟可为制衡。

而高欢的立场则就更清晰，他始终明确自己赖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镇力量，由其韩陵之战前对高敖曹部曲战斗力的质疑便可见一斑。

高乾的死，对孝武帝而言是恼羞成怒、放弃并惩罚一个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强，对高欢而言则是提前剪灭一个潜在的对手和隐患。

高乾死后，其兄弟高敖曹等纷纷投奔高欢，似乎可以证明高欢并无加害高乾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高氏兄弟已经不是早年横行乡里、意气用事的乡里侠少，他们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乡土势力。

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诛杀，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尔朱氏余孽，渤海高氏起义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图就是反对尔朱荣势力。

政治上既不同步，彼此又存在血仇。高敖曹等此时投奔高欢，既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

毕竟高欢当时已经彻底消灭尔朱兆，并以晋阳为其霸府、确立了并肆之地为其大本营的路线，与河北豪强之间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乡土资源竞争矛盾。

公元534年，高欢自晋阳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义也是诛杀斛斯椿等尔朱氏余孽，这与河北豪强的政治诉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后，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中战死。自此以后，东魏方面便鲜有汉人担任方面大将。

高敖曹的死，当然不可以直接归咎于高欢，但其实仔细分析之下，高敖曹应该是死于东西两大北镇武人集团的联合绞杀。

高敖曹的军事能力不必多言，尽管高欢坐拥六镇大部分的军事武装、且麾下多有北镇将领，但在东西魏对峙的前期，高敖曹始终都是独当一面的统军大将。

当时世道，南下的北镇武人已经成为主流，西魏的塔防大师王思政也还没有神功大成，高敖曹可以说是当时河北汉人武装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其行事作风也的确是让人志气大壮。

高敖曹曾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搏戏，御史中丞刘贵遣人来召见郑严祖，高敖曹却不放行，并命人将刘贵使者用木枷锁住，刘贵使者说：“枷时易，脱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