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定国来说，安南是他封地的战略纵深，是对抗孙可望举全国之力削藩的腹地，不止是迁移了五十多万两广民风彪悍的山民移居红河三角洲，更是同时任用了不少安南出身的豪强官员到两广，晋系官员将领和安南贵族的联姻也十分普遍。
毕竟，红河三角洲这块膏腴之地，加上广西诸山的阻隔，根本就是天然的后方基地，李定国的战略眼光向来都不差，自然十分注意这块新领地的经营，并花了十五年时间平定了南方的阮主，消灭了占城，击败了高棉，暹罗等国，还获取了另外一块三角洲作为拆分郑阮两派豪绅的移民新目的地。
除此以外，李定国在十五年的战争中，还从西面的几个王国和部落中不断获得土地，但由于山脉的阻隔，在这个方向的进展并不大。
当然，伴随着战争和征服，还有对于安南文字，历史的篡改和消灭，以及汉文明对于占城，高棉等国的文化驯服和取代，这些在李定国永顺十八年仙去，安南，占城，广南三省正式设立之后，仍在一步步进行的。
历史从来都是残忍的，许多文明根本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十七世纪仍旧是弱肉强食，没有所谓的国际法，国际组织制约各种非人道事件的世纪。
而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澜沧江上游，辽河流域，以及如今的黑龙江流域，红河流域，澜沧江下游，尽管存在着自身的固有缺陷，但汉文明的拓展能力是母庸置疑的。
在对南战争的那些年，为了巩固统治，供养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李定国也学习孙可望，并结合当地郑主，阮主的政策，通过鼓励商业，建立官营钱庄，发行债卷，开展海贸，增收商税等途径筹集了立国之初征战所需的大笔资金，极大减轻了平民的税收负担。
与此同时，这些资金相当一部分也用在了发展农业技术，设立书院，工坊，修筑官道等方面上，特别是李定国为了和孙可望对抗，还特别注重吸引在北面一方不得志的文人，军官，甚至是工匠，保护他们的异端思想，以及不受待见的技术......
在李定国攻取安南，占城，高棉等国大量领土，获得了极大战略纵深的同时，郑成功也已经完成了对台湾的军事占领。
早在永顺二年，经过了两年准备的郑成功便开始了对台湾的军事进攻，因为获得了孙可望在战舰技术，棱堡攻防方面的支持，郑成功最终在半年之内，便成功驱逐了荷兰人，虽然损失依旧惨重，但并没有原本历史上的那般惨烈，这使得郑成功有了更多力量完成对整个台湾地区的开拓。
而孙可望在其中依旧扮演着调停的角色，不过这一次轮到了郑成功唱黑脸，他来唱红脸。台湾自然已经属于郑成功了，孙可望和郑成功的一唱一和使得荷兰人放弃了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只能承认大庆对台湾的主权。
毕竟，和大庆这个庞然大物在远东为敌，是一个愚蠢的行为。相对应的，孙可望也允许他们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样，前往大庆的各个口岸通商，展开贸易，其中自然也包括台湾的口岸。
而通过这一次海战，无论是孙可望，还是郑成功，都加速了对于西方造船技术的引进和新式战舰的制造，海上的军事优势越来越被重视。
十年时间，郑成功从福建藩地内迁移了四十多万百姓前往台湾，并通过战争，贸易，安排麾下文官武将和酋长，土着国王联姻等手段，实现了对台湾的整体征服。
不同于安南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化体系，文明发展程度也已经相当高，台湾地区还是一片荒芜，地方土着尚且停留在奴隶制，郑成功直接照搬了大明的旧制，稍稍改进之后，依托于移居开荒的四十多万百姓，十二个城镇，完成了对台湾的基本控制。
台湾的土地在经过了开始十年的开垦和水利建设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福建，浙江移民，也因为极其关键的地理位置，台湾西面沿海的几个城镇也在十几年之内，迅速成长为了商贸繁荣之地，人口从一开始的两三万增长到了十余万。
永顺十三年，郑成功突发疾病，暴毙于台湾岛东宁府，孙可望在葬礼结束之后，迅速采取了行动，郑成功的大儿子郑经继承了闽王爵位，还有福建的藩地，但是台湾被收归了中央。
之后数年间，随着周边地区逐渐被平定，刘文秀，李来亨相继闲住家中，不理政事，两人的封地名存实亡，孙可望得以屡屡施压，闽藩兵马很快被裁撤过半，更无和中央对抗的实力，闽藩封地也被逐渐收回，最后收缩到了漳泉二府。
直到永顺十八年，在李定国和手下文武的长期戒备和不断征战的情况下，孙可望一直都没有机会对晋王一系动手，而这个时候，随着北面，西面的扩张，大批强悍的军队驻扎边疆，迁都北京成为了大庆王朝更加重要的事情，身体欠安，没有多少时日的孙可望更加无暇南顾。
毕竟，守着南京的白银和粮食，把最能战善战的二十几万边军丢在北面和岭南，可不是什么明智的行为，这是孙可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最终，虽然李定国比孙可望先走了一步，但随着安南，占城，广南岭南三府的正式设立，晋藩的实力进一步壮大，实际控制的野战兵马也达到了九万之巨，甚至和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而孙可望在离世之前，也完成了迁都，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兴北都护府以及陕甘，北京，沉阳三大边军军区，西南，中原，江南三大内地军区的军务调整。
大庆王朝的西疆，北疆，南疆都有强军拱卫，南洋，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的庆国船队，冒险队也愈发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