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论是“返回”这个动作还是“追述”这一行为本身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要回去的地方以及需要被追忆的生活和那些经验已经在当下他们的生命中开始消失。他们通过返回这个动作以及追述来重构自身的起源地，于是怀旧便出现了。

陈婉清看的时候不知道是犯困了，还是想最后依偎着刘尚，她将脑袋轻轻地靠在刘尚的肩膀。

刘尚伸出手‘温柔’地推开陈婉清，问她：

“你带我看这部电影是想提醒我，不能忘记故土吗？”

陈婉清似乎是刚被提醒，莞尔一笑：

“是呀，是这样，我怕你去了国外就回不来了。”

“嗯？”

“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不是‘回不来了’，是‘不回来了’。”

刘尚怅然说：

“不会的，电影不分国界，但是导演是有国界的，我下一部电影会回来的，这部电影就是个小插曲。”

陈婉清也变得忧郁起来，她轻声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跟你看什么电影，这部电影是我随便从课件里找的，是老师让我看的，说是明年的北电艺考有可能会考到。”

刘尚眉毛一挑：

“有这事啊？那我得找个老师给你好好补习一下这部电影。”

“谁啊？”陈婉清有些好奇。

“学习这部电影最好的老师，当然是拍这部电影的导演啦。”

“刘哥你是说你找贾樟柯来给我上课？”陈婉清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

刘尚笑了笑：

“没事，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会来聊聊的。”

陈婉清以为刘尚在开玩笑，直到刘尚真得打电话叫来了贾樟柯。

理由当然不是给陈婉清上课，而是说自己要走了，有些心里话想跟贾科长聊一聊。

贾樟柯太实诚，真得屁颠屁颠来了。

等到了地儿，才知道上了刘尚的当。

既来之则安之，贾樟柯愿意腾出十分钟时间，跟刘尚聊一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电影。

陈婉清就在一旁听着做笔记。

刘尚：这部电影说的是几位作家回到故土寻找灵感。你作为导演也是如此吗？回到故乡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贾樟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第一次开始拍故事片时，我在家乡拍是因为我对我的家乡很熟悉。还有方言，语言方面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处理信息。

在这部特别的纪录片中，我目睹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性的城市化，很多人都去外地务工了。他们从农村去到城里找工作，寻找机会。我认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只知道城市社会，城市文化，城市社区。

这些都是他们知道的。他们对农村历史，农村文化，农村社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当你想了解中国时，你不能不看农村文化，因为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理解贫穷是什么样子的，在过去食不果腹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暂时回顾一下历史，回顾记忆。

所以我们暂时需要找到一个不同的方向，一个不同的视角。在空间上，在地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农村地区。

这是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是从这些农村城镇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回到山西和回到过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结合这些时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实。

刘尚：《天注定上映后，您曾说过想探究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情感」。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贾樟柯：是的，确实。这部电影继续探索了内在的、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变化。这就是我选择这些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用这部电影来检验、探索或谈论他们的文学作品。

对我来说，我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是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们非常勇敢，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正成为时代的信使和社区的信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使。

所以我认为可以通过他们来捕捉特定的现实，因为他们不仅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他们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样的方式吸引了我，让我想要拍一部有关于此的电影。

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去拍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听他们述说、而非是看他们写的文字来捕捉历史。

我想看看作为作家，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然后我将其拍成电影研讨会的样子。

刘尚：这部电影的名字有些哀愁，主题也非常严肃，但某些时候，特别是当作家余华讲述的时候，电影也变得十分有趣。您是刻意为之的吗？

贾樟柯：这就是典型的余华笑。这正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讽刺意味，很像黑色幽默。

对于作家余华来说，他实际上比第二位作家贾平凹晚出生十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写一些东西是颠覆性的。

这是一种展示他有多么叛逆的方式，因为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用谦逊的幽默来谈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也为了制造那种冲突或者用幽默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事情太糟糕了，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刘尚：您怎么就选了这几位作家呢？拍电影之前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吗？

贾樟柯：当然，这四位作者中，一位已经辞世了，三位还在世，其中我只认识余华。其余的我在项目之前都不认识，直到我们做了调查，收集了信息。然后我联系了贾平凹和梁鸿。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在镜头前谈论的十分之一。我们只知道最基本的信息。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因为他的父亲，他吃了很多苦。

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刘尚：时隔多年重回纪录片创作，您有什么感想吗？

贾樟柯：与虚构的电影不同，纪录片在一开始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决定我们想要捕捉或采访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时间的事情。

但制作纪录片的乐趣在于，有太多的未知。很多事情都是自发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

另一种层次的享受来自于对象——当我说对象时，我不是指那些我试图通过访谈来呈现的作家，那些在公共场所、火车站或街道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对象。

这些是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的形象，也是当时所发生事情的目击者。

这些人正是这些作家在他们的故事中描写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们同样重要。

拍摄他们会给我更多的自由，因为我可以很自然地捕捉到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样子。

我想做的是，以某种方式，诚实地、客观地、完整地，通过个人叙述，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这种见证，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了未来的一代也为了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欣赏和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

就边界而言，他们可以表达自己，来诚实、真切地谈论这个问题，谈论非常敏感的话题和议题——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见证。

所以即使是负责审查的人，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表达是多么真实。

所以我几乎是在用这个来突破你所能谈论的极限。

这在纪录片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人在谈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他们是证人，他们提供证词，所以他们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