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文学界的革新方兴未艾。十四岁半的陈德贵家境优渥，兴冲冲地跑到父母面前说要考大学。

那时候四处是起义，学生工人乱成一片，陈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不愿意让他遇险，陈家夫妻便写信给好友云南仇家，打算把陈德贵送到他家请仇家的二儿子教导一番，等年纪再大点再考虑大学。

原本那时陈德贵也没什么主见，便也依父母安排，等真接到信时，听说了那仇家二少爷仇世安是大清最后一批进士的时候，心里莫名生出些厌恶来。

他小的时候就是受一个清朝的老秀才教导，那老秀才每日只会“之乎者也”，书上的字抑扬顿挫地念一遍，便算是教过了，今日讲的诗，明日必须背出来，背不出来，便是竹尺落手心，还少不得那老秀才去父母面前一顿搬弄。而且又十分自恃清高，大清都亡了，还觉得自己是秀才能了不起许多。

陈德贵在书上看到的总是什么为考取功名随随便便就是几十年，让他总觉得这些人应当都是白发苍苍，迂腐酸臭。

再加之当时的新文化广泛传播，少年人愈发瞧不起科举，觉得这些都是糟粕，是中国文化中的陋习，是畸形教育的体现。

可等真来到云南看见仇世安的时候，反而大吃了一惊。那年的仇世安才二十四岁，有个漂亮温婉的夫人。

在他身上看不见腐朽封建主义思想的毒瘤，反倒是一股子书卷气息，笑起来也温文尔雅。那棱角分明的面部轮廓，却也让你忍不住觉得这人只是柔而不是弱。

陈德贵从马车上跳下来，然后那人笑着喊他：“德贵。”

陈德贵便是从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仇世安。

仇世安虽然是科举出生，家中又世代为官，人却一点也不迂腐，甚至让他早早的接触了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同他聊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

陈德贵问他支持哪种主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国本，以民生为根者，便应立于当时。”仇世安这样说道。

以至于后来陈德贵选择加入红军，和年少时仇世安对他的教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仇世安喜欢聊天，却不喜欢扯闲话，他总沏一壶茶同陈德贵聊国事，在这时候，似乎党派之争和天灾人祸都与自己有关了。

小小的陈德贵很黏仇世安，什么都问。问到无可再问的时候，便开始问起仇世安的夫妻生活。向来笑意盈盈的仇世安，在谈到自己妻子时，表情就变得难看了。

“她是我父母安排的，我不喜欢她，但我得对她负责。”

陈德贵见过仇世安的妻子一面。

他记得，她很漂亮，那种小家碧玉的漂亮，杏眼细眉，唇红齿白的，长长的头发总是盘个小髻在后面，从首饰到衣着，全都是淡雅的颜色，像她这个人一样，清清淡淡的，不容易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