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就此匆匆跑过,一岁又一年,似乎今年南下的冷空气偏爱北平,又下了场大雪,门口卖烧饼的大爷说,其实北平很少下雪的。
尤其,赶上春节下雪。
云卿班一些没什么名气的赶着去一些乡下唱庙会,回来时抱怨道,日本人来了好几次,把他们队形都打散了。
老班主说,这天要变了。
民国二十年三月,《歌女红牡丹》走入大众视线,凭着“有声”“中国制作”的噱头,票价一度高达两元。
戏曲市场再次低迷,革新派借此大做文章,说这是新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蜕变,人民的目光应该朝向这些新兴事物,而不是固步自封,追捧败絮残柳——比如唱戏的。
顺便把梨园行贬得一文不值,老看客们又不乐意了,一时之间口诛笔伐,电影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民国建立20年,保守派和革命派仍在争吵。
革命沦为争夺政权的借口,党派成为摄政的入口。
革命三十载,无人问民心。
注定这一年是不得平静的,武汉发了大水,北平无故又涌入大批灾民,沈阳还在唱着新调,国外进口的呢绒又贵了不少。
当然到这时候,1931年已经过了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