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后来评价说，绿林好汉发家的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一件是王永江的生财之道，另一件便是郭松龄推行的军需独立。

郭松龄改革之前，在北洋军阀不成文的规矩里，军队的军需大权掌握在各级长官手中。换句话说，无论是军需也好，军饷也罢，能不能要来，能要来多少，跟下级军官的编制无关，而与长官们的心情有关。

长官们掌握了这个权力，自然是看碟下菜，挟天子以令诸侯，拿着吃饭的钱和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的军需拉拢部下，打压异己。久而久之，受到好处多的士兵就容易蜕变为长官们的私兵，成为长官之间争权夺利的帮凶。

这个弊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暴露无遗，张作霖当年一起发家的那帮老兄弟不仅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变得贪生怕死，而且任人唯亲，没一个具备把他老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局观。每逢作战，各部的精锐根本不是用于一线作战，而是保护长官，而普通士兵由于平时克扣军饷现象严重，也压根儿无心作战，刚一见血便四散而逃。

不然，以奉军12万余人的兵力，又岂会在短短六天之内就一败涂地，竟让直军收缴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呢？与其说是一番激战后无奈被俘，倒不如说是奉军士兵主动丢下武器，只求苟活来得准确些。

如果这种弊端不彻底整治，即使奉军数量再多，也仍然会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张作霖在痛定思痛之下，决定开展整军工作。

甩手掌柜张学良当时正与日后成了他第二任夫人的谷瑞玉打得火热，懒得理会日常军务，将一切交给郭松龄全权处理，于是郭松龄就在他从战场上保存下来的三、八两旅率先开始了军需独立的尝试。

这项措施在当时还是创举，无论是哪个派系的军队都没有这项制度，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因为这项制度严重地侵犯了各级长官们的利益，使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的贪污军饷了。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难到大家想不出解决方案，而是聪明人都喜欢明哲保身，不去触犯众怒。

商鞅变法厉不厉害，当然厉害，秦国之所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全赖他奠定的坚实基础，可是商鞅本人得到了什么下场？想想都不寒而栗。

也只有郭松龄这样理想主义的二愣子，才会专注做事，不在乎后果。

郭松龄的整军方式使得散漫的奉军面貌一新，以至于在1924年秋进行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出师大捷，所向披靡。

这一战不但巩固了张学良的继承人地位，同时也使得奉系军阀入驻京城，张作霖终于实现毕生夙愿，成为华夏实际的掌权者。

据张学良自己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

60多年后，行将就木的张学良仍然对于这位年少时的良师益友颇多赞誉：“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所以可想而知，当这位他最信任的人揭竿而起时，张学良有多么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