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丁未,诏杨素等营建东京(即东都),同年幸亥,即征民开通济渠,相距不几天,可见营建东都是有其整体考虑的。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下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幸酉,东京成。”历时九月,而“役丁死者什四五”。其实东京建成后,炀帝也没有住多长时间,因其一生大部分是在巡幸中度过的。但是东京的落成,却使隋王朝更加有力地对全国尤其是关东和江南地区控制,而且成为即将开通的大运河的中心。
东京建成后,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方便了用兵,如隋末农民起义就是以洛阳、长安、江都为中心分别展开的。为把江南物资北运及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也是为了他个人巡幸江都的方便,以及加强对淮海的统治,并为用兵高丽作准备,炀帝下令开凿运河。
大业元年三月,“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六年间凿出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实非易事。开运河耗费了大量的民力,总计约四百余万,期间人口大量死亡,以至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可见工程之艰巨。
当然,对于开凿运河这件盛事,我们理应全面评析。概而言之,开运河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但是大运河的开通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政治中心业已东移洛阳的隋朝通过连接起来的五大水系(即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长江)进而实现了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大运河一经开通,自然就成了交通大动脉。我们知道在古代最廉价的交通运输莫过于水运,故而大运河的开通也就自然的加强了南北物资、商品的流通。
隋炀帝东征高丽时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假如没有大运河,是无法短期运抵的。当然大运河的开通也为炀帝乘龙舟巡幸江都大开了方便之门,但开运河的目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开凿运河适应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去除了南北割据结束后仍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为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唐朝著名理财家杜佑说,运河开通后,“天下利于转输”。
运河开通后,还促进了两岸城市的发展,如扬州、楚州、魏州、润州、泗州、河阴等城市借运河很快繁荣和发展起来。运河还有其水利作用,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因为每年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下游河床浅,容易成灾。运河开通就减轻了黄河的泄洪压力,以后数百年未发生大泛滥。
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中国历史做出的大贡献。
作者认为隋炀帝只不过是太过心急,以及确实有些刚愎自用,沉湎酒色,但总的来说,隋朝是强大的统一王朝,隋炀帝功有过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