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河南遭遇了多少年不遇的大旱灾。全省饿殍载道、哀嚎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大旱一般要伴随蝗灾，袁世凯的老家项城，蝗虫几乎把所有的庄稼吃光。

奉命办理赈灾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迟延不力，被朝廷撤职。

改以河道总监李鹤年代之。又命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

袁保恒去开封上任时，把袁世凯也带在了身边，一方面是个帮手，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学一些作官的本事。

袁世凯也想借此为自己谋个职位，学得很用心，很认真。参加这次赈灾，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灾区，他首先看到的由于官员的不作为，给其管辖的地盘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匪患猖獗，……倾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无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盗矣！”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这个阶层有二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分散，另一个容易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就是：只要有饭吃，只要有一条活路，他们都是可以逆来顺受的，都是听话的顺民。

但要是活不下去了，也很容易揭竿而起。如果灾荒把没有活路的，分散的农民因逃荒而聚集起来，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所以，袁世凯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在跟随叔父赈灾时，袁世凯看到了二种很典型的官员及其行事风格。一种是太平官，习惯于高高在上，在寻常的日子里，生活按着正常的轨道运转，是很难发现他这个官当得怎么样的？

而有时候，这样的人因为听话，甚至可能不贪不占。平日里中规中矩，善于逢迎，其仕途往往能很顺风顺水。

另一种人则不但是当官，更要管事、干事。他们体察民情，勇于担当，善于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人无完人，这样的人因为有主见，不随波逐流，甚至不好使用。平日里是很难得到升迁的。

遇到灾荒这种特殊的时期，那些个太平官，那些个平日里被人常常称做的好官，这个时候非但没了用场，甚至误事。

而后者正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袁世凯在赈灾时给他叔父帮忙跑腿，有时到下边传达他叔叔的命令，使他对权力产生了特殊的嗜好和想往。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快感，打心眼觉得当官，大权在握真的很不错。

第二年夏初，袁世凯的嗣母牛氏患病，他回家探望。

在嗣母床前照顾，问寒问暖，拳拳孝心使牛氏大为感动。

这一年的五月，开封送来急信，袁世凯特别敬重的叔父袁保恒不幸得上了传染病。袁世凯急冲冲的赶了过去，还是没能在袁保恒活着的时候见上面。

和袁保龄、袁保恒之子等护送袁保恒灵柩回陈州。请人看风水，择墓地，安葬了叔父后，因陈州他家有一处房产，他就带着妻子在陈州住了下来。

合久必分，大凡一个几代同堂的封建大家族，规模大到了一定程度，总是要解体的人们称其为分家。这时候袁家也正是这样，四世同堂，矛盾重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走分家之路。

由于属于袁保庆的这一支，袁世凯从分家中得到了很可观的资产。严格管教他的嗣父袁保庆和叔父袁保恒都不在了，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之主。

解放了，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他像一匹无羈的野马，越发放荡。吃喝玩乐一阵子后，想到叔父袁保恒不在了，往上爬的梯子没有了。

想到要进入官场，只能走科举之路，为了能多结交一些写诗作画的朋友，他发起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

因为手头有钱又出手大方，这样的人在任何群体里都是受欢迎的他很快成了当地文人中的领袖级的人物。诗文虽然写得很一般，但吃人家的嘴短，瞪着眼睛说及句瞎话，喊几声好算不上什么毛病呀？皇帝的新衣，整天吃人家的，谁认那个真？时间长了，袁世凯也渐渐有了些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