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当下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河西在占据蜀中之事上得了很多便宜。

此次叶安南下并没有带多少人手，就连西烈军与怀远军的精锐也是在他稳定成都城之后才从河西出发的。

所以这次叶安是在冒险，也是在赌河西对蜀中的渗透，好在他赌对了，就连赵拚都是后知后觉，等见了叶安之后才知晓蜀中已被河西渗透的如同筛子。

究其原因还是赵拚的想法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大宋朝堂和他犯了一样的错误，消息闭塞不说，对地方上的敏感性也差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河西的权利是自下而上的贯穿，而大宋恰恰相反，依旧秉持着封建时代，皇权自上而下的渗透。

等到了县一级，皇权基本可以终结，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可河西不同，在河西，权利是自下而上的，百姓手中的权利要比宋人多得多，且官员就是出自寻常百姓之中，而非权贵官宦之家。

这样的制度在河西行得通，那在大宋的其他地方就一定行得通，这是叶安与范子渊，柳永，文同，裴承文等一众河西高官之间研判许久所得到的结果。

就连狄青与丁小乙，铁牛等人都坚定的认为，在大宋除了开封府，东京城之外，别的地方都会拥护河西的制度。

叶安不是直接便用蜀中作为实验对象，他之所以如此冒险也非一点把握没有，相反而是有了数个州府作为验证。

想要从河西抵达蜀中，一路上还要穿过秦凤路以及利州路，于是秦凤路中的许多州府就成了绝佳的实验对象。

河州，熙州，岷州，甚至是阶州都被河西一一拿下，虽说河西的战略威慑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同样的，百姓和官员的归附速度同样也是重要的原因。

只要当地百姓支持，只要官员绝大部分被控制，那剩下的转变就是时间问题。

整个秦凤路除了一个凤翔府之外便都是州治，州府最大的不同便是在人口，经济，城池数量这三者的差距上。

州的面积往往较大，地广人稀，城池数量少，这更加有利于河西的渗透，所以秦凤路的州府常常出现百姓愿意归于河西之制，主动把界碑石向自己所在的地方挪动的奇事。

以至于河西为了维护大宋的脸面，不得不宣布，百姓私自挪动界碑石乃有罪之举。

不是不希望扩大影响，而是不希望太过高调。

有一种政治默契叫心知肚明，有一种平衡叫互相给面子，河西与大宋之间并没有正式撕破脸，所以并不好直接强占。

但叶安等不及了，蜀中对于大宋来说很重要，但对于现在的河西来说更重要，无论是对南方进行渗透，还是完成一项更为宏伟的战略部署，蜀中毋庸置疑都是重中之重。

如果大宋的两府相公以及赵祯看见舆图的话，他们便会发现河西在拿下蜀中后便形成了一道由西到南的巨大包围圈。

汉家王朝在地理上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西高东低！

这一点早在唐代的人们就非常清楚，吐蕃为何能屡屡侵入大唐？因为从高原而下，有利于骑兵机动。

所以叶安迫切的要拿下蜀中，不惜以赌博的心态来推进蜀中归于河西之制。